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被当然地剥夺政治权利。然而，这与刑法第五十五条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通过的《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二项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准予行使选举权利。这意味着，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并不当然地被剥夺政治权利。然而，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却给管制犯烙上了必然不能正常行使政治权利的印记。同时，刑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处管制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并同时执行。因此，我国刑法立法的本意应是：管制犯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就已经确定，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第五十五条相抵触。如果审判机关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在管制期间不需执行机关批准就可以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如果审判机关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则罪犯自然就不能够享有政治权利，那么执行机关应遵照判决执行，不能以批准形式使罪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
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不符。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国家重大问题享有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而不受政府非法限制的自由。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限制措施是为了案件侦破的需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在管制刑的执行阶段，现行刑法规定管制犯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必须经行政管理职能的执行机关批准。这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管制犯是否享有上述政治权利，是一种变相的剥夺，与宪法的基本精神不符。因此，笔者认为，应由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来行使这项权利。审判机关对罪犯作出判决管制刑主刑的同时，由其来作出是否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既与惩罚犯罪的实践需要相适应，也与立法初衷相符。
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混淆了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权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该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均可对管制犯的政治权利的行使作出决定，形成权利主体的多元化，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完整，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并且由执行机关来批准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标准不统一，且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同样的情况下，有的罪犯的申请被批准，有的罪犯的申请却没有被批准，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不利于平等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对于管制刑的适用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剥夺政治权利的决定应由审判机关在判决时作出，以确保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实现司法公正。
管制执行期满的法律效果及管制的特征。管制执行期满时，会宣布解除管制并发放通知书，恢复其公民权利。管制是一种不关押犯罪分子的刑罚方法，通过社区矫正限制其自由，罪犯可自谋生计并享受普通公民待遇。管制的执行由地方社区矫正机构负责。《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
行政拘留、管制以及拘役之间的差异。拘留不是刑罚，而是对特定对象的限制和拘禁，其时间长度因国家而异。管制是刑法规定的量刑种类，不关押罪犯但限制其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并接受群众监督。拘役是短期剥夺自由的强制方法，属于刑罚的一种，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
我国刑法中适用管制刑的罪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共107个罪名。管制刑是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限制犯罪分子一定自由的刑罚，具有正义、秩序、经济等价值。贪污贿赂罪等三类罪不适用管制刑。
《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准予其行使选举权，但其它政治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通过上文的解答可以知道，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根据判处的主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