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被当然地剥夺政治权利。然而，这与刑法第五十五条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通过的《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二项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准予行使选举权利。这意味着，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并不当然地被剥夺政治权利。然而，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却给管制犯烙上了必然不能正常行使政治权利的印记。同时，刑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处管制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并同时执行。因此，我国刑法立法的本意应是：管制犯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就已经确定，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第五十五条相抵触。如果审判机关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在管制期间不需执行机关批准就可以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如果审判机关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则罪犯自然就不能够享有政治权利，那么执行机关应遵照判决执行，不能以批准形式使罪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
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不符。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国家重大问题享有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而不受政府非法限制的自由。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限制措施是为了案件侦破的需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在管制刑的执行阶段，现行刑法规定管制犯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必须经行政管理职能的执行机关批准。这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管制犯是否享有上述政治权利，是一种变相的剥夺，与宪法的基本精神不符。因此，笔者认为，应由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来行使这项权利。审判机关对罪犯作出判决管制刑主刑的同时，由其来作出是否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既与惩罚犯罪的实践需要相适应，也与立法初衷相符。
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混淆了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权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该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均可对管制犯的政治权利的行使作出决定，形成权利主体的多元化，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完整，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并且由执行机关来批准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标准不统一，且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同样的情况下，有的罪犯的申请被批准，有的罪犯的申请却没有被批准，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不利于平等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对于管制刑的适用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剥夺政治权利的决定应由审判机关在判决时作出，以确保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实现司法公正。
刑事法律中数罪并罚的规定。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犯多种罪行的人，判决宣告前需根据最高刑期决定总和刑期，并酌情决定执行刑期。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有不同执行方式。附加刑罚也需执行，可合并或分别执行。
管制和拘役两种刑罚方法的区别。管制是一种不予以关押但限制犯罪分子一定自由的刑罚，适用于罪行较轻的个案，由公安机关执行。拘役则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并在就近地点关押改造的刑罚，介于管制和有期徒刑之间。两者在期限、关押方式、劳动待遇等方面存在差异。
管制适用的范围和罪名，适用于犯罪性质较轻、危害较小且人身危险性较低的情况，主要包括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妨害婚姻家庭罪。管制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类型，不剥夺罪犯人身自由，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管制刑期为3个月以上，多项罪名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权。行政法规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规范性文件，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并对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具体化。地方性法规具有自主立法的性质，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规章主要职能是执行法律、法规，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