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界的科学态度
历史教训与谦逊态度
过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精神病学界如果不保持谦逊的态度，将给社会带来灾难。例如，长期以来，同性恋被错误地视为病态，导致众多同性恋者遭受污名化，缺乏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对于精神病的治愈，医生也无法确保。面对这种无知，医生需要保持极大的谦逊，不随意给人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毫无谨慎地断定谁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并进行强制收治，显然缺乏基本的精神病学知识和医德。对于危害社会的人进行处置，是否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呢？希特勒时代的“社会卫生学”主张将所有“不健康”的人像处理细菌一样清除，这种做法显然更加彻底，但是否合适呢？
精神病与婚姻法
中国在1950年通过的婚姻法禁止未治愈的精神病人结婚，其中一个理由是认为精神病有遗传性。然而，这只是统计学上的结论，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仅凭几个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流行病学调查，就剥夺人们结婚的权利，是野蛮且不人道的。幸运的是，后来修订的婚姻法纠正了这一点。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的模糊认识，是导致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程序存在缺陷。
精神病的法制保障
人身自由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未经法律审判，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生了病就随意剥夺其自由。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进行强制收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程序。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每个精神病患者都有权利行使各项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果精神病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随意被剥夺自由，那么正常人也难以幸免。即便邹宜均的遭遇是这个时代荒诞的个案，也不能确保这种遭遇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适用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并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严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就不需要对其进行强制收治。一个精神病人做出的错误决策、面临生活能力丧失的困境，以及精神疾患治疗本身，都不应成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理由。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德国法律规定，只有当精神病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时，政府相关部门才可以不经过漫长的监护权法庭程序，安排精神病院的强制安置。在安置之后的第一天结束前，必须由法庭作出决定。如果在这个期限之后没有法庭的决定，医院必须让当事人出院。
精神病的强制收治现状
全国各地都有正常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报道。上海的陈立案、广州的何锦荣案、西安的纪术茂案、南京的吴翔案，其中既有平凡百姓和亿万富翁，甚至还有精神病专家。他们被送进精神病院，仅仅是因为与家人或单位领导存在矛盾。正因为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本身的模糊认识和精神病强制收治的程序缺陷，与我们一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受害人被当做精神病人强制住院，而且受害对象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或地位。这种情况就像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威胁到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规划
《精神卫生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这部法律从1985年开始起草，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经历了多次修改，但草案却从未向社会公布。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精神病学专家主导这部法律的起草，这可能导致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病人的合法化。与其让一部恶法出台，或许还不如维持目前的模糊状态，至少我们还有争取权利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