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四章、第五章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侵犯财产犯罪的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行为涉嫌的罪名属于两类犯罪。这些犯罪行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
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因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例如,恋爱纠纷、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等。根据《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这些矛盾引发的纠纷都可视为民间纠纷。
根据有关事实和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进行认定,根据《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常见的犯罪罪名包括过失致人伤害罪(轻伤)、侮辱罪、诽谤罪等。
除了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案件也可以进行和解。这些犯罪行为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一些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并不意味着协议能立即履行。如果和解协议在达成后,加害人无法立即履行或者延期履行,刑事和解的效果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检察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审判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做出判决,那么在加害人有能力却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就无法启动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程序。这样,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刑事和解也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避处罚的“保护伞”,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刑事和解一直伴随着争论,被认为为犯罪却不坐牢的人提供了机会,即有钱就可以不坐牢。例如,杭州飙车案中,双方达成了113万元的高额民事赔偿协议,肇事者胡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此案被指为“花钱买刑”的典型。
刑事案件中,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也必须秉公判决。然而,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司法机关往往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例如,检察院按照自己的规定,对达到所谓“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诉讼,实际上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自身的职权,规避了法院的职权。对于法院而言,他们可以依法对和解的案件从宽处罚,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扩大。然而,将“和解”作为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条件或从宽处罚条件,可能会为司法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创造条件,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利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长远发展。
刑事和解的相关程序及条件。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刑事和解的条件包括犯罪嫌疑人认罪、双方自愿,并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如未成年人和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案件,但不适用于国家工作人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可以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前提出,而最晚提出的时间是法院作出判决之前。第二百八十八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诈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可能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诈骗案件是可以进行和解的。第二百八十九条 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
从现实情况而言,年逾七十者,其人身危险性已大大降低,因此对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亦可以考虑适用刑事和解。按此精神,对于熟人之间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