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原告陈某因身体不适到被告处衡阳市某保健医院就诊。经检查未见典型性妊娠囊,医院建议一周后复查。几日后,陈某感到身体不适,再次就诊,被诊断为不完全流产,随即进行了清宫术。几天后,原告在上班途中晕倒,经衡阳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左输卵管妊娠破裂出血,失血性休克,并进行了左输卵管切除术。
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被告认为无责任。因此,原告以被告两次检查均未发现宫外孕而进行清宫术为由,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4万元。衡阳市中心医院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误诊误治,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导致原告构成七级伤残,减少了原告的生育几率。经鉴定为4级医疗事故,被告负主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八万余元。第三人中心医院不承担责任。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衡阳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侵权纠纷,依法应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处理。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应作为依据。
衡阳市医学会对被上诉人陈某病例分析认为,医疗方的医疗过失与患者左输卵管切除以致功能丧失无因果关系,但是符合四级医疗事故的定义。根据《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四级医疗事故不构成伤残等级。
虽然经司法鉴定认定被上诉人伤残程度为七级,但不能证明该七级伤残系上诉人保健医院的医疗事故所致。因此,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保健医院赔偿被上诉人陈某经济损失一万余元。
本案涉及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冲突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学会负责组织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而患者一般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由此产生了冲突。
冲突的存在是因为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首先,两者在逻辑上存在包容关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一至三级医疗事故,而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则构成四级医疗事故。但在司法实践中,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范围扩大,使得两者构成包容关系。其次,两者的鉴定主体不同,医疗事故鉴定主体是各级医学会,而司法鉴定机构是面向社会的机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两者的伤残等级不一致。虽然本案中两份鉴定报告存在明显区别,但不能证明七级伤残与保健医院的医疗事故有因果关系。
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因病情恶化在被告芦溪县大安中心卫生院接受治疗,最终不幸身亡。针对此事件,存在三种争议意见,分别是被告应赔偿、被告不应赔偿但应补偿、以及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争议焦点包括是否误诊、抢救时间是否延误、助理医师的资质问题以及家长的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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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的证据责任及起诉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纠纷证据责任是倒置的,患者需提供相关单据和受损事实证据,医院需证明治疗无过错。医疗事故官司需要多种证据,包括门诊及住院病历、化验单及检查结果、处方药品等。此外,《民法典》也规定了医疗机构对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