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让与中，保证受让人能够平安地取得债权是债权让与制度的首要问题。受让债权本身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具有预期的法律内容是影响受让人平安地位的关键因素。
根据民法，普通债权原则上只需要当事人合意即可发生，法律不要求特定的形式。无论当事人的合意采用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都很难确认债权是否存在和债权的内容。即使合同书标明债权的发生和内容，也不能确定债权是否消灭。这给受让人带来了受让“已经消灭的债权”风险。
根据国合同法第83条规定，债务人可以行使抵销权，而这是法定抵销权，无需在合同中约定或公示。作为合同之外的受让人无法知道抵销权的存在，因此面临着不能或不能全部取得受让债权的风险。即使善意受让人在债务人主张抵销权之前行使撤销权，或在债务人主张抵销权之后向让与人行使求偿权，这些都只是事后救济措施，无法保证受让人支付债权让与合同价金后不承担求偿权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国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的抗辩权可以阻止或排斥债权的成立、存续或行使。不论抗辩事由在接到债权让与通知前已存在的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抗辩，都可以对抗受让人。债务人行使抗辩权使受让人面临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每次债权让与，债务人对前债权人的抗辩都能向新债权人主张，债权让与次数愈多，新债权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尽管立法对债务人的抗辩权进行了限制，即债务人仅能以接到让与通知时可以对抗让与人的事由对抗受让人，但这种限制无法保证债权让与的平安性。
现行的债权让与并没有像物权变化那样进行公示，导致让与人将同一债权分别让与给两个不同的权利主体。现行法没有规定债权双重让与的法律后果。由于缺乏有效的公示方式，无论采取时间优先原则还是通知优先原则，都有可能发生让与人、某一受让人和债务人串通损害其他受让人利益的情况。这使得受让人在受让他人债权时都会心存顾虑，因为受让人无法准确地知道自己是否是第一次债权受让人或最先进行通知的受让人，也无法确定自己能否取得债权。面临债权自身不获清偿和无法取得受让债权的双重风险，第三人很难愿意接受债权，债权人通过债权让与实现融资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国合同法第79条承认了禁止让与约定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但对受让人的效力没有明确规定。无论采取绝对无效说、绝对有效说还是相对有效说，都无法有效地平衡债务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利益。绝对无效说保证了债权让与的交易平安和债权的自由流通，但剥夺了债务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绝对有效说虽然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但过分注重意思自治而牺牲了交易平安。相对有效说试图协调意思自治和交易平安之间的抵触，但在现行债权让与模式下，无法实现这一目的。现行债权让与缺乏有效的公示方式，债务人无法将禁止让与约定公之于众，因此对善意的受让人而言，债务人对其不知道禁止让与约定的事实并无可归责性，现行法律无法寻找债务人和受让人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现行合同法的规定影响了债权的流通，其深层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理念的落后。为增强债权的流动性，必须在保证受让人平安的前提下实现债务人和受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重新审视债权的相对性特征，并引入有效的公示制度。
债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借条的重要性。债权转让的有效性取决于债权转让协议的存在和签署。借条在债权转让中并非必需，但转让协议需书面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在偿还债务时应要求原债权人提供收条并签字确认以保护自身权益。《合同法》对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体存在法律漏洞，
合同债权债务混同的法律效果。混同是债的消灭的独立原因，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合同之债绝对消灭。合同债权债务混同可以是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也可以是由两个以上法律关系产生的。混同还包括所有权与他物权同归于一人和主债务与保证债务同归于一人情形。混同发生时，
保证责任减免的几种情形以及保证人责任的形式。保证责任的减免包括保证期间届满、约定特定债权人或禁止债权转让、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债务转让和主合同内容变更等情形。保证人的责任形式取决于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连带保证的法律责任大于一般保证。
在我国的法律背景下，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被视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拥有参加会议和行使表决权的权利。对于享有特定财产担保权的债权人，如果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对特定事项不享有表决权。债权人可以委托代理出席会议，并需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债权人会议还应邀请债务人的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