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股东代表诉讼追究董事责任时，公司董事会面临尴尬的境地。作为股东大会选出的公司经营机构，董事会应代表公司行使权利，追究责任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然而，股东代表诉讼往往涉及董事会本身的行为，被追究责任的董事多数是同僚，这种特殊关系会影响董事会在代表诉讼中的态度和行为，这也是公司法赋予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原因之一。
同时，董事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首先，股东代表诉讼通常追究董事在公司经营中的责任，与诉讼相关的资料和证据多数掌握在董事会手中。董事会积极参与诉讼将直接影响案件审理和责任认定。其次，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构，董事会需从全局出发，权衡公司最佳利益与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之间的利弊关系。当董事会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继续诉讼将损害公司最佳利益时，该决定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经营判断受到司法尊重？法院是否应完全忽视董事会提出的终止诉讼请求而进入实质审理？本文重点探讨80年代以后，美国公司董事会及其设置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权限与作用，并对我国公司立法提供启示。
在美国，股东代表诉讼追究董事责任时，公司内部救济是一项基本原则。因此，除非原告股东认为向公司董事会提起诉讼请求没有实际意义并提供具体证据，法律要求股东首先向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如果董事会认为提起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并决定拒绝提起诉讼，该决定作为一种经营决策受到保护，股东不能再提起代表诉讼。即使股东免除诉讼请求程序的主张得到支持，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并不意味着公司内部救济措施终止。在一定条件下，公司仍可请求法院终止代表诉讼。然而，如果导致公司损失的行为与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有利害关系，或者该行为与实际控制董事会的某些董事有利害关系，董事会决定不提起诉讼或请求终止诉讼是否公正？是否受到经营决策原则的保护？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向海外非法支付的事件，如水门事件等，股东在追究当事人责任时通常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列为诉讼被告。在这些诉讼中，由于董事会成员多数参与了该行为的决策，很难相信董事会能对股东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决定。董事会无法有效行使职能，这意味着公司内部救济措施无法实施，增加了股东滥用提诉权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公司健全稳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公司在董事会成员作为被告被追究责任时，临时设立特别诉讼委员会（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LC），由与行为无利害关系的董事组成，具体处理诉讼相关事宜。这些事宜包括调查事实真相、判断诉讼是否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以及决定是否请求法院终止股东代表诉讼等。法院通常尊重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建议，这已成为美国公司普遍采取的诉讼应对方式。
一起因合同采购纠纷引发的案件，原告浙江某纺织服饰公司与第一被告上海某商务公司签订合同后完成定作交货价值200万元，但第一被告未付款。第二被告上海某服饰公司与第一被告存在人员、财产和财务等方面的混同情况。因此，原告将两被告起诉至绍兴县人民法院，主张两被
股东代表诉讼的要件及股东代表诉讼的定义和目的。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要求符合公司法规定，需要尽公司内部救济措施解决争议。股东代表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司利益，其诉讼行为并非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公司行使强制权利，胜诉所得归属于公司。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只有在公司合法成立并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股东滥用控制权导致公司对外负债，并客观上损害了外部关系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才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这一制度旨在平衡股东利益与交易安全。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随着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股东权益保护问题日益突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救济和预防功能，能够保护公司合法权益并为股东争取经济赔偿。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