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股东代表诉讼追究董事责任时，公司董事会面临尴尬的境地。作为股东大会选出的公司经营机构，董事会应代表公司行使权利，追究责任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然而，股东代表诉讼往往涉及董事会本身的行为，被追究责任的董事多数是同僚，这种特殊关系会影响董事会在代表诉讼中的态度和行为，这也是公司法赋予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原因之一。
同时，董事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首先，股东代表诉讼通常追究董事在公司经营中的责任，与诉讼相关的资料和证据多数掌握在董事会手中。董事会积极参与诉讼将直接影响案件审理和责任认定。其次，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构，董事会需从全局出发，权衡公司最佳利益与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之间的利弊关系。当董事会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继续诉讼将损害公司最佳利益时，该决定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经营判断受到司法尊重？法院是否应完全忽视董事会提出的终止诉讼请求而进入实质审理？本文重点探讨80年代以后，美国公司董事会及其设置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权限与作用，并对我国公司立法提供启示。
在美国，股东代表诉讼追究董事责任时，公司内部救济是一项基本原则。因此，除非原告股东认为向公司董事会提起诉讼请求没有实际意义并提供具体证据，法律要求股东首先向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如果董事会认为提起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并决定拒绝提起诉讼，该决定作为一种经营决策受到保护，股东不能再提起代表诉讼。即使股东免除诉讼请求程序的主张得到支持，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并不意味着公司内部救济措施终止。在一定条件下，公司仍可请求法院终止代表诉讼。然而，如果导致公司损失的行为与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有利害关系，或者该行为与实际控制董事会的某些董事有利害关系，董事会决定不提起诉讼或请求终止诉讼是否公正？是否受到经营决策原则的保护？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向海外非法支付的事件，如水门事件等，股东在追究当事人责任时通常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列为诉讼被告。在这些诉讼中，由于董事会成员多数参与了该行为的决策，很难相信董事会能对股东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决定。董事会无法有效行使职能，这意味着公司内部救济措施无法实施，增加了股东滥用提诉权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公司健全稳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公司在董事会成员作为被告被追究责任时，临时设立特别诉讼委员会（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LC），由与行为无利害关系的董事组成，具体处理诉讼相关事宜。这些事宜包括调查事实真相、判断诉讼是否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以及决定是否请求法院终止股东代表诉讼等。法院通常尊重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建议，这已成为美国公司普遍采取的诉讼应对方式。
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股东代表诉讼旨在维护公司利益，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实际出资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如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等，才有权提起代表诉讼。同时，必须尽力采取公司内部救济措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意义及特征，该制度是现代公司法的重要内容，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有重要作用。它涉及原告股东、被告和公司三方的关系，并强调股东代表诉讼包含“代表权”和“代位权”两个层面。在中国，新《公司法》实施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股东无法通过司法途
一起特殊的诉讼案件，王某作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因公司未支付工资而起诉公司，形成了“自己告自己”的诉讼表象。对于此案件，存在三种观点分歧。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诉讼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再代表公司，应当另行选任公司的临时代表人。文章进一步阐
公司法中股东诉讼权利的相关规定。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可提起诉讼，包括当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职责时，以及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股东在提出书面请求后，若监事会或董事会未提起诉讼或情况紧急，有权以自身名义起诉，旨在保护公司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