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始无效是合同法中一种常见的制度，指的是一旦某个合同或某项合同条款因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而被宣告无效，那么宣告无效的效力将追溯到合同签订时刻，即合同自始就被认定为无效。如果合同已经部分履行，那么被宣告自始无效的合同的已履行部分将恢复原状，回到合同履行前的状态。
无效合同是指虽然经过当事人协商成立，但因不符合法律要求而不予承认和保护的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能在法律上产生当事人预期追求的效果。如果合同的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其他条款仍然有效。无效合同不发生效力是指不会实现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成立无效合同的行为可能涉及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缔约过错要件，从而引发损害赔偿和返还不当得利的效力。无效合同是从一开始就不会实现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不能通过同意或追认使其生效。这与无权代理、无权处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不同，后者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的无效性质具有必然性，无论当事人是否请求确认无效，人民法院、仲裁机关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都可以确认其无效。
与可撤销的合同不同，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只有当事人请求撤销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才会予以撤销。
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只是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那么这种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但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那么这种合同就是无效合同。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
当一份合同同时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原因时，合同只能被确认为无效，而不能按照可撤销处理，否则将纵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或代理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谋取不法利益与对方当事人、代理人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例如，卖方的代理人为了获取回扣而将卖方的标的物价格压低，买方和代理人都获得了好处，而被代理人卖方却遭受了损失。恶意串通成立的合同要求行为人出于故意，并且合谋的行为人是共同的故意。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的故意不一定都是当事人的故意，例如代理人与对方代理人串通，订立危害一方或双方被代理人的合同，就不是合同当事人的故意。行为人恶意串通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例如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之间恶意串通以抬高或压低标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恶意串通以排挤其他投标人等。
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在形式上看起来是合法的，但实际上缔约目的是非法的，被称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例如，订立假的买卖合同以逃避法院的强制执行，订立假的房屋租赁合同以逃避税收等。
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但其履行或履行结果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为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订立的合同，都属于损害社会利益的合同。例如，实施结果污染环境的合同，从事犯罪或帮助犯罪的合同，以及订立的违背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同等，都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可能是当事人主观上的故意，也可能是过失。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合同的签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在签订合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便在必要时维护自身的合同权益。
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的内容和效力，特别是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的四种形式：全部免责、限制责任条款、限制请求期限的条款和设立固定赔偿金额或模式。司法实践中应依合同法规定确认这些免责条款的无效性，人身伤害的免责应是绝对的。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以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违法性，并列举了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形式，如换亲、转亲和抱养童养媳等。对于违法行为，应予以严肃处理，包括批评、行政处分、没收非法所得或返还财物等。同时，强调对暴力干涉
合同部分条款无效时，是否会导致整个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规定，部分无效条款若与其他条款具有可分性，则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但若合同目的是违法或不公平合理，则整个合同应被确认为无效。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主议定程序问题及其法律适用。文章指出，不完善的民主议定程序可能导致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发包方村委会不是合同效力确认的主体，而大多数村民才是。文章强调在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时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否则合同可能无效，并阐述了法律适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