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城管是否具有执法权的问题。执法主体分为法定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法定机关委托行政机关三类。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可决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但人身自由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部分大城市通过地方立法授予城管立法权，但并非所有城管都具有执法权。地方政府的
不得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伪造、隐匿证据。行政执法人员不得指派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调查取证。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询问时，应当依法制作询问笔录；进行检查时应当依法制作检查笔录、勘验笔录等法律文书。
上海市市长韩正对此也做出回应称，钓鱼执法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执法行为，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韩正说，上海市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钓鱼执法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有奖举报制度。 “有奖举报在有些
近年来全国各地“钓鱼执法”现象愈演愈烈，给社会秩序和公民利益造成了恶劣影响。“钓鱼执法”，属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的范畴。与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相比，理论界对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探讨缺乏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