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董正伟等三位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北京铁路局和京津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垄断高价、限制运力，要求返还票款并赔偿损失。这一诉讼行动是他们继之前向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举报高铁垄断行为后的又一举措。
董正伟声称，根据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垄断企业如铁路、电信等是排除在反垄断法之外的。然而，他认为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对此进行司法解释。此外，反垄断法规定国有垄断企业必须是合法经营，而京津高铁目前处于违法经营状态。
董正伟在诉状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京津高铁火车票一半的费用，即174元，并指出这个数额是扣除合理定价后的金额。他还要求确认京津高铁的58元和69元票价属于垄断高价，并要求被告赔偿三位原告一倍的购票款损失，合计522元。此外，他还要求被告增加京津高铁列车班次，每8分钟一班，以减少消费者候车时间，实现公平交易。最后，他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董正伟和其他原告在乘坐京津高铁过程中发现，发车间隔过长，票价偏高，导致旅客上座率严重不足，列车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他们认为，京津高铁的垄断高价导致客流不足，而降价一半可以实现两倍以上的经济效益。他们指责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在编制京津高速列车时刻表时没有征求消费者意见，也没有充分发挥铁路运输能力，导致发车班次少，浪费资源，消费者不能随到随乘车。
董正伟认为，京津高铁具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因为除了京津高速铁路外，没有其他更快捷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30分钟内直达北京到天津。这导致京津高铁形成了一家独占市场的格局。他指责铁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高价、价格欺诈，造成运力紧张和资源浪费。他以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依据，提起了民事诉讼。
董正伟等三位原告此次提起民事诉讼，是他们继之前向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举报高铁垄断行为后的又一行动。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选择通过司法途径来挑战高铁垄断行为。
调解在法院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调解具有法官引导、群体参与等特点，是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法，体现了公正司法和执法为民的理念。调解文化作为法院文化的一部分，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有助于形成调解的长效机制。民事调解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诉讼制度，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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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再审的条件和处理方式。符合再审条件的情形包括新的证据、缺乏证据等。对于再审案件的处理，人民法院会撤销原判决或裁定，并作出相应裁判或发回重审。同时，文章还涉及了裁定发回重审的情形、对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错误的处理方式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