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董正伟等三位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北京铁路局和京津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垄断高价、限制运力，要求返还票款并赔偿损失。这一诉讼行动是他们继之前向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举报高铁垄断行为后的又一举措。
董正伟声称，根据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垄断企业如铁路、电信等是排除在反垄断法之外的。然而，他认为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对此进行司法解释。此外，反垄断法规定国有垄断企业必须是合法经营，而京津高铁目前处于违法经营状态。
董正伟在诉状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京津高铁火车票一半的费用，即174元，并指出这个数额是扣除合理定价后的金额。他还要求确认京津高铁的58元和69元票价属于垄断高价，并要求被告赔偿三位原告一倍的购票款损失，合计522元。此外，他还要求被告增加京津高铁列车班次，每8分钟一班，以减少消费者候车时间，实现公平交易。最后，他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董正伟和其他原告在乘坐京津高铁过程中发现，发车间隔过长，票价偏高，导致旅客上座率严重不足，列车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他们认为，京津高铁的垄断高价导致客流不足，而降价一半可以实现两倍以上的经济效益。他们指责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在编制京津高速列车时刻表时没有征求消费者意见，也没有充分发挥铁路运输能力，导致发车班次少，浪费资源，消费者不能随到随乘车。
董正伟认为，京津高铁具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因为除了京津高速铁路外，没有其他更快捷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30分钟内直达北京到天津。这导致京津高铁形成了一家独占市场的格局。他指责铁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高价、价格欺诈，造成运力紧张和资源浪费。他以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依据，提起了民事诉讼。
董正伟等三位原告此次提起民事诉讼，是他们继之前向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举报高铁垄断行为后的又一行动。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选择通过司法途径来挑战高铁垄断行为。
中国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的改革，从立案审查制转变为立案登记制，并强调形式审查的重要性。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对于满足形式要件的案件应予以立案，同时废除不合法律的立案“土政策”。对于一次性立案未成功的当事人，提供救济和帮助。面对可能的案件增量，通过制裁违
原告因交通事故向两被告提起诉讼的情况。原告在事故中受伤，车辆损坏，由被告一承担全部责任。被告二为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医疗费用、车辆维修费用等损失。因被告二拒绝赔付，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风险提示和诉讼请求。提出诉讼请求时应明确具体，避免盲目要求避免败诉风险。原告因著作权被侵犯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并承担相关费用。诉状应摆事实、讲道理，引用法律和政策规定。同时，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提
深圳市宝安区针对劳动争议纠纷调解机制的改革。通过法院、劳动监察部门和人民调解组织的资源整合，建立多方联动调节机制，并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指导和培训，以提高调解成功率。试点以来，宝安区劳动争议联调工作室取得了显著成效，法院也支持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和终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