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责任人引起危险的责任承担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机制。根据现有问题的担忧，我们可以选择以下三种解决方案：
一、由紧急避险人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方案将把紧急避险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隔离开来，仅考虑避险人的行为直接导致受害人受损的事实，要求避险人承担其行为后果的责任。这实质上打破了紧急避险在民法上作为合法抗辩事由的传统理论。从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来看，这一主张似乎是可以成立的。首先，受害人的损害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其次，避险人主观上有故意通过侵犯受害人利益的行为规避更大风险；再次，避险人对受害方有直接的侵权行为；最后，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二、由引发危险的人承担赔偿责任，避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种方案对受害人的保护最有利，受害人不仅可以向引发危险的人主张权利，还可以要求避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方案的理论依据可以参考“共同结果说”，即认为“共同造成损害的概念要求损害是多人行为的共同结果……但不一定要求几个参加人有共同的目的和统一的行为。”尽管引发危险的人与避险人之间没有共同侵害受害人的故意，也没有统一的侵权行为，但由于两方先前行为的结合造成了受害人损害的结果，这是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角度确定的一种方案。
三、由引发危险的人承担赔偿责任，避险人或受益人在引发危险的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能力赔偿时承担垫付责任。这种方案确定了引发危险的人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同时为受害方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避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避险人或受益人仅在引发危险的人下落不明或暂无能力赔偿的情况下承担垫付责任，一旦引发危险的人出现或恢复赔偿能力，避险人或受益人可以立即主张权利。
在解决自然原因引起的责任承担问题时，需要平衡保护受害方权益和避险人避险积极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所造成的损害应由受益人负责赔偿，避险人在受益人无力赔偿的范围内承担适当补偿责任。
罗马法中关于“不幸事件只能落在被击中者身上”的法谚是对此最好的解释。自然因素引起的危险本身就是针对受益人（有时还包括避险人），所以应由受益人承担不幸所带来的风险，而不应该将不幸的后果通过外力强行转嫁给受害方。这才是受害方真正需要的公平。
在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担民事责任。这里的“实际情况”主要指当事人双方的经济情况。在分担损失时，应考虑个人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舆论的同情度等因素。如果一方的经济状况好于对方，可以由该方承担大部分责任，而另一方承担小部分责任。如果双方的经济状况相近，可以平均分担责任。如果一方的经济状况与另一方相差很大，也可以由一方承担责任。在操作中，应注重调解，力求使当事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避险过当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避险过当行为进行具体划定罪名。避险行为之所以具有可罚性，是因为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已经突破了阻止违法行为的底线。作为放任行为，任何过当行为对社会和相对人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在确定罪名时，应结合情势的危急程度、法益权衡的结果以及行为人的认知情况。
避险过当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刑法分则中也没有独立的法定刑。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根据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和过当行为特征，根据分则相应条款定罪。对于避险过当行为，在量刑方面应减轻或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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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的构成条件
确定赔偿数额的三种标准。首先是基于受害人在名称权受到侵害期间的财产利益损失为标准；其次是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获得的财产利益为标准；最后是在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通过综合评估来确定赔偿数额。评估因素包括侵权行为的程度和情节等。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一般不应
特殊侵权责任的法定概念及其种类。特殊侵权责任包括国家机关职务侵权行为、产品缺陷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污染环境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和地上工作物致人损害等。这些责任是根据民法上的特别责任条款或民事特别法规定的，应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
特殊侵权行为的定义和种类。特殊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包括国家机关职务侵权、雇员受害赔偿、雇佣人损害赔偿等纠纷。此外，还涉及产品责任纠纷、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特殊侵权行为应适用民法上特别责任条款的规定，用于处理致人损害的行为。
诉讼程序中原告和被告的资格要求，以及法律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原告需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由法定监护人代为诉讼，而被告可以是销售者、服务者或生产者等。法律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同时法律也具有社会职能，为公共利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