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s, 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于评估非关税壁垒的经济效应。他们总结了之前各类学者的研究，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有三种经济效应。
这种效应指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外国供应商的成本，从而限制了进口。从贸易的角度来看，这种效应主要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量的影响。然而，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就像征收关税一样，会给进口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由于没有关税收入，损失要比等价的关税更大。这也说明等价的关税只能衡量贸易量的效应，而不能反映福利变化。
这种效应主要包括进口对国内生产者的影响以及技术法规本身可能带来的收益效应。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些特征，例如法规对大型和小型企业的成本影响不同、改变了竞争结构或市场规模、引起价格上涨和产生租金(Neven,2000;Fisher和Serra,2000)。Maskus, Wilson和Otsuki(2002)通过展示出口国的过剩供给曲线和进口国的过剩需求曲线的相对移动来说明法规的歧视性。
这种效应指法规带来的信息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大量产业组织方面的文献也对此进行了阐明。Bureau, Marette和Schiavina(1998)专门说明了“需求移动”效应的信息方面：法规可以避免“柠檬市场”问题、消除质量不确定性并减少消费者寻找产品的成本。Casella(1996)以及Fisher和Serra(2000)阐明了法规的公共物品效应，一些法规和标准可以减少交易成本。Roberts, 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扩展到多个市场情况，标准和法规可以增加需求的替代弹性，带来网络外部性，甚至产生规模经济和其他贸易便利(Harrison, Rutherford和Tarr, 1996; Maskus, Wilson和Otsuki, 2002)。
Roberts, Josling和Orden(1999)采用局部均衡分析阐明了非关税壁垒的三种不同效应，即非关税壁垒对福利的影响。在此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和经验估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供给的影响、引起的额外成本以及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是模型模拟的关键，但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此外，其他更复杂的信息和贸易便利方面的效应更难以量化，例如标准对消费者信心和支付意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讲，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说明技术规定对贸易的效应；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模拟只是在总量水平上进行粗略估计，因此结果往往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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