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这是法院自身的调取证据职能，与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的权力不同。在庭审模式改革的背景下，法院更多地处于中立、消极的地位，因此，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力应受到限制。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了法院可以调取证据的情形：
根据以上规定，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法院不能主动调取证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一规定的目的是防止被告行政机关在“先裁决、后取证”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然而，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并不意味着被告完全没有权利收集证据。在法院同意的情况下，被告仍然有权收集证据。
然而，问题在于法院何时同意或不同意被告收集证据。如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就有可能导致法院对被告的纵容。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了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证据的情形：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对法院允许被告再行收集证据的限定。
民事诉讼中虚假证据的法律问题，包括虚假证人证言、有关公章的虚假证据、伪造国家机关文件以及虚假票据等问题。文章还提出了防范虚假证据的对策与途径，包括弱化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完善虚假证据过错责任追究和制裁制度、提高证人出庭率以及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
裁量怠惰在行政法领域的影响。首先定义了裁量怠惰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指出行政机关不行使法定裁量权的情况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次，阐述了裁量怠惰导致的行政僵化及其表现形式。最后，提出了解决裁量怠惰问题的建议，包括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管理、提高执法人
行政诉讼中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种类。主要包括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获取的证据、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超出取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未经法定证明手续的材料、无法验证真实性的证据以及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等。这些证据不能作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时必须确保证据充分，以满足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具有中间性，一般适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针对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具体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可根据治安案件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