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进行唱歌表演，并通过各种名义的打赏收取费用，这被视为一种收费表演，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如果未经词曲著作权权利人许可进行表演，理论上主播可能构成侵权行为，而直播平台也存在共同侵权的风险。
主播的表演方式是直播，一般无法回看，因此权利人要取证只能去公证处，守着电脑开屏幕录像，并且需要两个公证员在场。由于直播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和周末，因此可能需要三个人加班取证。即使有回看功能，权利人取证的时间成本仍然非常高，因为必须观看整个直播过程才能找到具体的侵权作品。
此外，面对成百上千的主播，权利人很难确定维权对象。即使是四大唱片公司，每家都拥有几十万首词曲版权，要找到一位主播唱到拥有版权的歌曲也并非易事。
假设权利人的律师和公证员经过几天的蹲守，终于录到一首主播唱的侵权歌曲，随后制作公证书并起诉至法院，前期成本可能达到几万元。那么法院会判决多少赔偿金呢？通常情况下，判决三千块一首歌已经是很高的赔偿标准。具体可参考与直播类似的公播权案例，例如全国首例超市背景音乐侵权案，判决总共1700元。
以往的案件中，版权人在维权音乐网站时往往一次播放或下载大量歌曲，通过批量维权诉讼来解决判赔标准低的问题。然而，直播这种模式与传统音乐网站不同，如前所述，找到一首侵权歌曲已经很困难，更何况如何进行批量维权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新问题，而是唱片工业已经应对了上百年的问题。西方国家通过发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唱片公司共同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统一管理会员在某些领域的版权，例如营业场所的背景音乐和卡拉ok词曲版权。在维权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因为掌握众多权利，代表所有会员进行维权，效率非常高。
然而在中国，拥有版权最多的几个国际唱片公司很多并不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原因是根据法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经国际版权局批准，而国家版权局只批准官办的组织，并且它们收取的版权费分配方式存在争议。
因此，在直播领域，虽然需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维权，但这些组织却没有词曲版权最多的大公司的权利。
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判赔标准对直播平台的商业模式而言存在版权红利。即使网络主播侵犯了作曲人和原唱者的权益，由于考虑到某些法律的空隙，很少有人愿意起诉。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的管辖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案例分析涉及四海电视公司诉重庆五湖媒体等侵犯其著作权案，法院认定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为侵权行为地
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打击网络暴力行为。文中指出，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需负民事法律责任，包括转发谣言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同时，应扩大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范畴，并应对网络暴力事件采取措施。具体措施包括构建公共信息平台、建立完善的网络言论应急疏
网络主播在直播中唱歌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网络主播的收费表演若未经许可，可能构成侵权行为。然而，由于取证难度大、法院判赔标准低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不力等问题，权利人维权困难重重。即使存在版权红利，但直播中的侵权行为依然给作曲人和原唱者带来了伤害。
网络侵权与传统侵权的区别。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存在困难，因为网络证据难以认定且侵权主体复杂隐密。此外，网络侵权的后果宽域快速，司法管辖面临难题，受害人自我救济无力。尽管网络侵权是知识侵权的一种形式，与传统侵权行为本质相同，但其在网络环境下的特殊性质使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