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源于罗马法中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根据乌尔比安的观点,公法与国家组织有关,私法与个人利益有关。在罗马法的程序诉讼中,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被区分开来。私益诉讼由特定的人提起,而公益诉讼则可以由不特定的人提起,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所有市民都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根据公益诉讼的主体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公益诉讼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益诉讼指的是国家机关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则包括保护公益的私益诉讼和纯粹的私人公益诉讼。《解释》中的公益诉讼是狭义上的公益诉讼,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或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私益诉讼即传统的民事诉讼,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的民事诉讼。
在实践中,可能存在同一个侵权行为既侵害了公共利益,又侵害了私人利益,这就产生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的协调问题。《解释》第九条和第十条确立了处理消费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双轮驱动原则,即通过不同的救济途径分别解决。由于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在主体和客体方面都有所不同,《解释》既不要求优先处理公益诉讼,也不确立优先处理私益诉讼的原则,而是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的角度出发,分别立案、审理和判决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在侵权行为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私益诉讼还可以中止审理,待公益诉讼对经营者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作出判决后再恢复审理。
针对消费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可能交叉存在的情况,在确定两种诉讼方式区分处理原则的前提下,《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了私益诉讼可以借用公益诉讼的判决结果,即公益诉讼的生效判决可以对私益诉讼产生影响。具体包括:一是对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关私益诉讼的原被告双方都可以援引并免于举证;二是对公益诉讼生效判决中关于经营者是否存在不法行为的认定,在相关私益诉讼中,只有消费者可以援引并免于举证,但经营者不能直接适用该认定,仍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综上所述,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在目前来看还不够完善,仍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以维护消费公益为目标进行衡量。如有其他疑问,欢迎在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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