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仲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也不例外。文化因素在决定是否建立仲裁制度的同时，也对其发展和演进产生影响。在汉语系统中，“文化”一词最初指的是对人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教养，属于精神领域范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如今的“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成为多个学科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法律学科中，与法律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被称为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影响和制约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地位。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法律文化作为外部力量和基础。这些法律文化因素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一起，共同推动了仲裁制度的形成。
随着仲裁制度的发展和融合，原本外在的文化因素逐渐内化为法律制度本身的特质，使得法律制度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因此，不同领域的法律往往形成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根据仲裁制度的特点，我们将内化于仲裁制度的文化因素称为仲裁文化。内在的仲裁文化和外在的法律文化共同影响着仲裁制度的发展。
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仲裁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存在。然而，仲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始于中世纪。仲裁制度的产生与商人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11、12世纪农业的改造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和需求。许多农民成为商贩，更多的涌入城市成为工匠或商人。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要，商人们自发组织了一些具有类似裁判权的机构，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商业纠纷。当时的商事仲裁完全属于私人领域，国家和法院不干涉，处于自治状态。然而，随着基督教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国家法律与商人法等自治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世纪世俗统治者不允许商人行使司法权，但经过斗争，承认了商人社会在部分案件中具有处理权的地位和效力，但对商人的裁判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审查。随着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国家逐渐认识到商事仲裁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作用，各国纷纷将其规定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如英国的仲裁法、美国的联邦仲裁法、法国的民事诉讼法典、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典等。从仲裁制度的产生来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其是伴随着商人文化而发展的。商人文化的核心特点是追求利益和效率。在11、12世纪，商人能够通过自身组织解决纠纷，这是对效率追求的结果。商人在自身组织内部解决纠纷，并自动履行第三方裁决，需要充分依赖商业信用。商人的利益追求和信用使得他们的发展受到较小的限制。在当今全球化的商业贸易中，商事仲裁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可以看出，商人文化认可利益追求，衍生出对效率的要求和对信用的恪守，促进了不同民族和国界之间的交流和往来，仲裁制度正是在这种商人文化中产生并发展。这样的发展历程表明，仲裁制度本质上是私法文化的产物。私法文化也是基于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而产生的法律文化。私法文化主张自由，反对宰制和专断，扎根于市民社会，反映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虽然仲裁制度产生时私法文化不如后来显著，但在西方法律早期形成时期，已经表现出浓厚的私法色彩。仲裁制度特别体现了私法文化中的意思自治理念。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来设计生活和管理事务的能力。它的前提是自由和理性。自由指的是人不受他人强迫的状态，理性则是人类了解宇宙和改善自身条件的能力。这种理念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主体性。无论是从最初的无限制仲裁，到后来的司法严格监督和审查，再到现在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制约，私法文化一直是仲裁制度的核心。正是这种理念的支持，使得仲裁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过度限制，具有充分的生命力，一直发展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涉外民事关系方面的规定。文章明确了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纠纷仲裁的适用规则，包括涉外仲裁委员会的设立、聘任外籍仲裁员、证据保全程序、仲裁庭的笔录和证据要点、撤销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以及涉外仲裁裁决在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等内容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包括利用仲裁和法院判决等方式。具体介绍了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国际法院的组织结构、法官选举、诉讼管辖权、咨询管辖权和判决效力等内容。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生效后实施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及其法律背景。该程序的设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当事人权益并借鉴了国际先进做法，但同时也出现了监督程序缺陷及过度强调法院监督等问题。立法者在制定仲裁法时忽视了国情差异及法院自身监督的重要性。文章还提出
关于涉外仲裁裁决的申请条件。首先，当事人申请仲裁裁决需满足双边条约或国际公约的相互承认和执行的条件。其次，仲裁程序必须是正当的且符合规定的仲裁法或选定规则。此外，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还需满足已经生效和具有执行内容的要求。最后，提交申请书及相关文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