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在1954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79年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均作了相同规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通过了两个决定，先后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限期内直接行使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判处死刑”和“除反革命和贪污犯判处死刑以外的所有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后又在1983年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死刑核准权，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即制定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将上述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据此于1991、1993、1996、1997年先后四次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对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其中毒品犯罪的死刑核准权由部分高级法院行使);全国人大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修改了《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而在其后的司法实践中，死刑核准依然处于两极格局。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也对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其说是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勿宁说是宪法价值的回归，更具体地说，是回归到法律本来的规定，当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其宪法价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控制死刑的学术主张和立法建议。随着废除死刑成为趋势，我国仍有较多的死刑司法现实，学者们开始反思并提出控制死刑的建议。虽然立法扩张增加了死刑适用条文和罪名数量，但司法方式限制死刑的适用成为新的希望。此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集中控制死刑数量
死刑复核权回归最高法院的意义和必要性，回收死刑复核权对于保障人权和提高刑事司法质量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仅仅回收权力并不足以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宪政水平的提高、立法的完善等。文章还探讨了如何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强调落实复核人员的工作责任
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及其特点，强调其在保障死刑案件质量和防止无法弥补的错误中的重要性。该程序仅适用于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具有适用对象的单一特定性、适用时间的特殊性和适用方式的特殊性。设立死刑复核程序正是基于死刑的极端严厉且不可逆转的后果，以确保司法公正并
死刑复核程序的必要性和特点。该程序是为了确保判决的准确性并遵守少杀、慎杀的原则。只有死刑案件才需要经过复核程序，该程序包括复核死刑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的案件。其特点包括审理对象特定、是死刑案件的终审程序、所处的诉讼阶段特殊等。启动程序具有自动性，报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