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起诉问题上，我国一直坚持公诉、自诉并行的立法模式，并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一项制度，法学界称之为“公诉转自诉制度”。该制度集中体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根据该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该项立法，相对于“告诉才处理”和“轻微刑事案件”这两类自诉案件而言，实质是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扩大到了部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案件。可见，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目的在于赋予被害人对某一类公诉案件以自诉权来制约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同时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这一现状不禁让人对该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
不起诉裁量权与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冲突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被划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三类。法定不起诉是法律规定的应当不起诉，法律明确规定只能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酌定不起诉的情形下，检察官享有起诉裁量权，具体案件起诉与否由人民检察院酌情决定。然而，证据不足不起诉应当是法定不起诉的一种，而非一种独立的不起诉形态。
不起诉裁量权的必要性与存在的问题
不起诉裁量权可以通过对特定刑事案件行使，实现对刑事案件的分流，提高诉讼效率，并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正。然而，公诉转自诉制度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终止诉讼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损害。为了遏制起诉裁量权滥用的倾向，需要加强对不起诉制约的措施。
公诉转自诉制度带来的冲突
公诉转自诉制度破坏了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各自的统一性。公诉案件追求公正，自诉案件追求效率，两者的价值首选不同。此外，法律对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给予了不恰当的差别待遇，导致两者在立案审查和审理程序上存在失衡状态。
公诉转自诉制度引起的证据法冲突
公诉转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证人身份发生了逆转，导致被害人无法以证人身份作证，也无法享受“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使用的待遇。此外，公诉转自诉案件中，证明责任的不合理转移给自诉人，使自诉人难以完成指控犯罪的责任。
改造公诉转自诉制度的解决对策
引入法官裁判以实现对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监督
为了避免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尴尬，可以引入法官裁判，使不起诉制度具有典型的诉讼形态。法官认可不起诉决定，使其具有稳定性和终止诉讼进程的效力。如果法官认为不起诉决定不合理，可以采用德国的“强制起诉”程序或日本的“准起诉”制度，由法院裁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指定律师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
必须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保留被害人对不起诉案件的监督权利，但仅限于申请发动公诉的权利。被害人可以根据一定条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从而实现对权力的监督。综上所述，改造公诉转自诉制度需要引入法官裁判，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以实现对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监督。这样的改革可以有效解决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内在冲突，并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