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反倾销立法始于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规定了对倾销到我国的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的基本原则。然而，该法仅在第30条和32条中对倾销和反倾销做出了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性。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下称《条例》)。我国的《条例》参照了1994年GATT《反倾销协定》，但由于时间紧迫和缺乏实践经验等限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条例》在立法层次、反倾销实体和程序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和漏洞。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充分体现“公开”或“透明度”原则，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新《条例》)，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同时废止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这标志着我国自1997年建立的反倾销法律框架得到进一步完善。此后，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陆续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使相关规则更加细化和可操作。
我国的《条例》明确指出：“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条例。”从政治目的来看，反倾销立法的实质在于保护国内产业。尽管新《条例》已删除了“保护国内产业”作为立法宗旨之一，但实质上保护国内产业的最终目标仍然存在。之所以在总则中删除“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是因为《1994GATT》、《反倾销守则》、《反倾销协议》等均未明确规定保护国内产业作为立法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步伐相伴相生，外国厂商利用倾销手段对我国出口的实例比比皆是。这些倾销给中国相关产业带来了巨大损害。而中国在遭受外国反倾销的同时，由于国内没有反倾销法规，对国外的倾销却完全没有防御能力。《条例》的颁布使中国企业能够对外国的倾销主动起诉，同时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威慑手段，为我国政府抑制对中国商品歧视性的反倾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采用对抗性反倾销措施，限制外国对中国商品频繁进行反倾销调查，以维护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反倾销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中国开放式基金所面临的多种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管理风险。其中，系统性风险占比高达60%，分散化投资对风险规避作用有限；流动性风险源于投资者赎回和资产不匹配；法律风险源于立法滞后和规章级别低；管理风险则源于内部监督缺位和管理者问
反倾销税的征收条件和其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必须满足倾销存在、损害存在以及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个条件。虽然反倾销税对国内产业有保护作用，但会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使得国家整体福利下降。此外，受保护的企业可能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导致
中国外贸在全球一体化中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倾销指控的问题。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外贸持续增长，但面临近300起反倾销指控，涉及近40个国家。欧盟是发起最多反倾销指控的地区，但同时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逐年增长。随着中欧关系的深入发展，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也发生
中国商务部在反倾销措施中的临时解决方法，包括临时反倾销税的征收、提供担保、价格承诺等方面。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期限不超过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9个月。商务部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并要求出口经营者定期提供履行价格承诺的情况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