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曹*权教授的观点，陈某等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是基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社会危害性理论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刑事违法性和刑罚的适用。在本案中，陈某等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的重要原则，破坏了以一夫一妻制为核心的婚姻制度与秩序，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三人以重婚罪定罪处罚是必要的。
然而，并非所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可以通过刑罚来处罚。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为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对刑事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犯罪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犯罪，唯一的原因是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立法者不能容忍这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的适用都是从社会危害性派生出来的。尽管将所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加以惩罚是刑事立法者的初衷，但由于立法者理性认识的有限性和犯罪现象的复杂性，犯罪可以分为法律上的犯罪和事实上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社会危害性理论直接应用，要求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应依法定罪处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类推定罪。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刑法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现实犯罪行为的惩罚，更在于对人们未来行为的预期。让无意犯罪者了解自己行为的安全尺度，明白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从而做出理性选择。如果在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过程中，经常使用类推定罪来填补法律原则的漏洞，对于无意犯罪者显然是不公正的。这样做会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安全缺乏信心，降低法律的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追求社会危害性理论所要求的实质合理性是困难的，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裁判者对于法律明文之外的“事实上的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把握很难一致。这必然导致对于相同行为的定罪与量刑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相互矛盾。面对不同的裁判结果，很难说谁是对的，谁是公正的。在法律一元化的国家中，无法保持司法的一致性，更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不仅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评价，也要求相同的行为应受到同等的评价，不应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可知，重婚罪是一种故意犯罪，不再赘述。就主体而言，构成重婚罪的主体要件是当事人“自己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根据词典的解释，配偶是指夫妻双方互为配偶。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因此，只有进行了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才能被视为配偶。对于未经结婚登记或补登记的人，不能称之为“有配偶的人”。在本案中，陈某与叶某或陈某与戴某均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或补登记，未领取结婚证，因此陈某与叶某或陈某与戴某之间根本没有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彼此之间并不互为配偶。因此，陈某并非“自己有配偶”的人，叶某和戴某也不是“明知他人有配偶”的人，不符合重婚罪的主体要求。为了保障我国婚姻制度和夫妻家庭关系的稳定，刑法规定了重婚罪。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重婚行为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比较混乱，尤其是近年来婚姻法的修改，对事实婚姻的否定使认识分歧更大。
任何犯罪都是对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由它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决定的。重婚罪的直接客体应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指发生在夫妻(或配偶)之间受法律调整的特定人身和财产关系。其中，夫妻同居是夫妻关系的基本要件之一，也是夫妻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立法对夫妻同居权利给予了特别关注。重婚罪的立法旨在通过刑罚手段保护配偶一方的夫妻同居权利不受侵犯。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因此，重婚罪的直接客体主要是以夫妻同居为核心的夫妻关系。
为了保障我国婚姻制度和夫妻家庭关系的稳定，我国刑法规定了重婚罪。然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对重婚行为罪与非罪的认识始终比较混乱，特别是近年来有关婚姻法律修改，否定了事实婚姻后，认识分歧更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重婚行为不仅包括行为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的婚姻状况证明或声明，骗取婚姻登记的“结婚”行为，也包括事实上的同居行为。因此，重婚行为不仅限于以登记结婚形式出现的行为，也包括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
根据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为，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为，应当视为构成重婚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同居是否需以夫妻名义进行，却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笔者认为，无论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均可构成重婚罪。理由如下：
首先，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犯罪行为非常复杂，法律难以对所有行为进行详尽列举。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应以该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该罪所保护的对象为标准。对于重婚罪而言，以夫妻同居为核心内容的夫妻关系是其保护的直接对象。如前所述，同居是夫妻之间特有和本质的权利、义务，也是夫妻关系得以维系的基本要素。重婚罪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刑罚来保障配偶一方与对方同居的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即使不以夫妻名义进行的同居行为仍然可能对合法婚姻一方配偶的同居权利造成严重侵害。
其次，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仅解释了以夫妻名义的同居可构成重婚，但并未规定不以夫妻名义的同居就一定不构成重婚。如果硬要从批复中推出不以夫妻名义同居就一定不构成重婚的结论，那么将难免出现“白马非马”的错误判断。
重婚案件取证困难及相关问题。个人取证困难，公安机关介入难，法律不健全、立法矛盾及证明标准不明确都是导致重婚案件取证难的原因。然而，通过搜集相关证据，如电子邮件、电话账单等，重婚案件的取证仍是可行的。
重婚罪的认定问题。首先明确了认定重婚的前提是确定婚姻关系存在形式，包括法律婚和事实婚。接着阐述了构成重婚的行为包括四种情况。同时，在处理重婚案件时需要严格区分重婚罪与其他相近行为。最后介绍了重婚罪的救济方式，包括自诉和公诉两种途径。
女方实施诈骗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不论是否离婚，一旦发现女方有诈骗行为，都可以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报案或举报的义务。机关对于报案都应接受，并及时处理或移交。犯罪人自首也同样适用此规定。
重婚罪的法律定义。文中提到重婚罪指的是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重婚的婚姻和其他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形的婚姻都是无效的。在处理重婚案件时，需要注意区分重婚罪与其他情形，如被拐卖的有配偶妇女重婚、临时姘居等。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