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广告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在明确赋予其合法地位的国家,一般不生疑问:只要一个行为符合悬赏广告的客观外形,法律就承认其是一种法律存在,而不问其具体内容为何,也不问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具有什么身份,都应受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调整。这样,如果悬赏广告符合特定的生效要件,就可以生效;反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德国、日本等民法就是这样规定的,这些法律文本提出的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不仅是形式上具有同一性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无区别性的法律机制。可以说,这是主流的观点,诸多关于悬赏广告的学说均由此展开。
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制度的适用范围
对世型和对人型悬赏广告的区分
近来，基于法社会学的思考方法，有学者对悬赏广告进行了分类，分为对世型和对人型两种。对世型悬赏广告是指在实质意义上的悬赏广告，而对人型悬赏广告则只是采用了悬赏广告的形式，向特定的“隐蔽的人”发出寻求的意思表示。对世型悬赏广告具有进行效力判断的必要性，而对人型悬赏广告，如遗失物悬赏广告，则被认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类型。换言之，只有对世型的悬赏广告才适用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制度，而对人型悬赏广告不属于此范围，遗失物悬赏广告则属于无效法律行为类型。这种区别性观点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提出了对悬赏广告进行区别性调整的主张。
对区分标准的探讨
然而，对于这种区别性观点是否妥当，仍然值得探讨。第一，从悬赏广告的内在构制来看，这种区分标准缺乏合理性。首先，悬赏广告是一个找人的机制。悬赏广告的发出目的多种多样，但共同之处在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达到广告人的意图。对广告人而言，这些“他人”是不可知的，因此才借助悬赏广告来寻求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他人”。当这个“他人”出现时，也就是悬赏广告目的达到的时候，他就变得特定、具体和明确。无论是对世型悬赏广告还是对人型悬赏广告，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对人型悬赏广告中的相对人潜在的特定化，就否认其不是悬赏广告。其次，悬赏广告中存在着优势机制。只有完成指定行为的相对人才能成为报酬的获得人，而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则处于劣势地位，无法获得报酬，也就根本不能被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制度所容纳。这一点在对世型的优等悬赏广告中尤为明显，即相对人之间相互竞争，只有胜出者才能成为悬赏广告中的权利享有者。在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中，同样适用优势机制，只是在一般情况下，优势的人不是通过竞争产生的，而是取决于其对信息的占有（如发现逃犯线索之人可以从悬赏追寻逃犯之人处获得报酬），或是对事实的掌握（如拾得遗失物之人可以从悬赏寻找遗失物之人处获得报酬）。只要这种垄断优势没有违法性，都不妨碍优势者成为悬赏广告的受益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人型悬赏广告也具有竞争机制的情况，例如发现逃犯线索的人可能有多人，但一般只能由最先向广告人提供线索的人取得报酬，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竞争性优势机制。可见，这两种悬赏广告在内在构制上没有区别，因此这种区分并不太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