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者在遭受损害后,个人主张赔偿的数额和形式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相符。只有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消费者才能有效地对抗和遏制跨国公司、企业集团、垄断或公用企业的侵权行为。
只有法律规定了法定消费者组织承担公益诉讼的义务,消费者个人权益才能通过集体诉讼得到保障并最终实现。只有法律规定了承担消费者集体诉讼义务的人,并赋予其专门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权利,消费者权利才能延伸到社会权利。
只有消费者的权利能够发展壮大为社会权利,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市场才会被消灭。
通常情况下,当消费者的权益普遍受到侵害时,即使有个别消费者提起诉讼,法院也会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判决。然而,这些判决只是个案判决的意义,对于相同的普遍使用的霸王条款并没有积极影响。
在大多数公用企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中,单个消费者只能提起基于其个人受到的侵害相当数额的请求,民事赔偿无法遏制相同的侵权行为和保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
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缺失,使得消费者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消费争议对消费者来说通常是小额争议,而对企业来说则是巨额利益。然而,中国的法律几乎没有解决应对企业向社会消费者攫取巨额利益的方案。
行政部门主要关注罚款,而消费者的民事损害赔偿则被赋予行政调解处理,缺乏裁决权。司法审判只能处理个案,而发动代表人诉讼对消费者来说成本过高,导致多数消费者放弃维权。
消费者放弃诉讼权利而向行政执法部门提起申诉或举报,目的通常是为了损害赔偿和制止违法行为。然而,个别或单个消费者的诉讼请求相对于企业的民事赔偿责任来说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消费者权益受损时,消费者处于弱势和孤立无援状态,缺乏法律服务、诉讼知识和物质财力。此外,我国立法将社会的公平交付给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来实现,导致消费者维权活动往往以行政机关的消费者保护行为混淆和替代。
消费者维权主要依赖于消费者及其组织自身依法主张权利的行为来实现。然而,公权力维护秩序的作用只是法律实施的保护功能,不能降格为消费者维权的民事调整功能。因此,消费者维权的民事责任追究应该由受损害的当事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来主导,而不是依赖行政执法部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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