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犯罪违法记录作为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公开个人信息是合法的，不属于侵犯隐私。然而，具体情况需要根据以下规定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情况可以公开个人信息：
(一) 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
(二) 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
(三) 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
(四) 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五) 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
(六) 法律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如果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上述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了权利人的重大利益，权利人可以请求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况不适用上述规定。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的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如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然而，在公开个人信息时，并不意味着将犯罪记录张贴于公共场所。这样做会剥夺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其永远被视为罪犯。同样，这也会给普通人赋予行使司法权力的惩罚权，任何人都可以歧视罪犯。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将犯罪记录在公开场合公开化。
犯罪记录的初衷在于维护社会公共治安，既要保护普通民众的知情权，也要保护罪犯个人的隐私权。因此，我们应该在公私之间寻求合理平衡。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善加利用犯罪记录来控制犯罪行为。例如，可以根据犯罪记录的分布地点确定危险区域，并增加巡警数量；或根据罪犯的记录和表现，设置警方对其的关注等级。然而，这些设想都是基于一个前提：违法犯罪行为只能由公权力监管和惩罚，私权力可以提供协助或监督公权力的公正执行。
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
(1) 隐私权的主体是公民即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秘密。商业秘密不具备隐私权的本质属性，与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无关。
(2) 隐私权的客体包括个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
(3)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根据2021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非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以下行为：
(一) 以短信、电话、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 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 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 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 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 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以上是对违法记录是否属于个人隐私的法律专业解读。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需要综合考虑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寻求合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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