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在进行刑事、民事等案件的审判时，吸收非职业法官的普通公民为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制度。陪审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制国家的雅典和罗马，经历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扼杀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盛行，至今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实行，并在世界各国推广和实施。
陪审制度有助于实现司法民主化，通过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增强了司法的透明度，扩大了司法决策的根基。司法权是一种公权力，为了避免权力滥用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对司法权进行分割，陪审制度正是普通公民对国家司法权的分割。陪审制度赋予公民参与感和主政地位，使每个公民感到对社会成员有责任和参与了自己的政府。同时，陪审制度也为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地把握审判过程提供了机会，形成了公民对法官的实际制约，体现了职业审判机构及人员与公民对审判权的共享。
陪审制度可以提高审判活动的民主性，陪审员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熟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职业法官的思维方式不同，能够给法庭审判注入新的活力，有效地防止法官的片面思维所带来的独断专行。由于普通公民参与裁判的过程，其裁决也更易于被公正所接受。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陪审制度，陪审团在这种制度下负责事实认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法律教育，也没有司法经验。陪审员的构成要求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不歧视性别、种族、肤色、职业、信仰等。陪审员的中立性是陪审团制度的重要特点，他们在开庭之前对案件没有形成任何内心确信，陪审员的选拔程序保证了他们对案件没有任何偏向性意见。陪审员的参与是消极的，他们只需静坐一旁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不需要组织诉讼或收集证据。陪审团和法官各自独立地行使职权，法官必须接受陪审团的裁决。
大陆法系国家借鉴英美法系陪审制度，采取混合庭的形式，陪审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审判组织，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的进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并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陪审员的产生程序一般由基层议会选举或特别委员会任命。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保留了一些与英美陪审制相同的特点，但通过改造，使得参审制具有了与陪审团制不同的特点。
尽管陪审团审判在英国已经绝迹，在其他英美法系国家也在减少，但陪审制度仍然具有生命力。陪审团审判在美国仍然广泛实行，每年有大量民众被邀请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陪审团审判在保障自由、制约国家权力方面具有独特功能，仍然是人们首选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制度采取的是参审制，陪审员作为审判组织成员与职业法官一起审判，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兴衰再到淡化的过程，与我国法治建设蓬勃发展的趋势不相符合。虽然《决定》对我国陪审制度做出了规定，但由于规定相对笼统和简化，以及长期遗留的问题，我国的陪审制度仍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
我国陪审制度在宪法中的体现经历了几次沉浮，缺乏宪法依据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缺少宪法依据会影响人民陪审制度的作用发挥，导致陪审制度在实践中不受重视。
我国陪审制度的运作主要依靠《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较为笼统和原则性，缺少对陪审员的具体权利义务、评议规则等关键问题的详尽规定。同时，现有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陪审制度在实践中运作不尽如人意。
《决定》规定了陪审制度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然而，对于以上几种案件的具体标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完全由法院自行决定。这使得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明确，容易导致陪审制度的混乱。
根据《决定》，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推荐，或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审查后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这种选任方式存在问题，容易导致法院挑选熟识或听话的人作为陪审员，削弱了陪审制度对法官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陪审制度的具体运作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缺乏具体的诉讼规则和配套制度，使陪审员的作用发挥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陪审意见对形成判决的作用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些不确定性影响了陪审制度的有效运作。
为了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首先需要确立人民陪审制度的宪法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其他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应将人民陪审制度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明确规定在宪法中。
其次，应制定专门的陪审法或在相关的法律中细化人民陪审制度的规定。现有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操作性。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可以在相关法律中详细规定陪审制度的具体原则和规则。
在制度设计方面，应明确人民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应限定在第一审案件中的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当事人在符合适用条件的前提下，应有选择是否适用陪审制度的权利。
此外，应明确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陪审员的素质不宜过低，应具备辨别、理解和判断事物的一般水平。对于专业性强的案件，应尽可能吸收懂法律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陪审员。
以上是对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的分析。通过完善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制度设计，可以提高陪审制度的效能，实现司法公正和审判民主的目标。
为了保证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性，对陪审员的资格应当进行适当严格的规定。首先，陪审员应具有我国国籍，并年满25周岁。
其次，陪审员应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以确保其具备正确判断案件的能力。同时，陪审员应无刑事犯罪记录，以保证其道德品质和法律观念的正常。
陪审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的文化水平，以确保其对案件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
笔者认为，将年龄要求设定为25周岁的原因是陪审制度是利用普通公民的智慧来对案件进行裁决。如果规定的年龄过低，陪审员可能缺乏丰富的社会阅历，相对于法官而言处于劣势，容易受到法官意见的影响。因此，陪审员的年龄应适当提高。
对于吸收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作为专业性强的案件的陪审员的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赞同。专家作为陪审员参加专业特点较强的案件的审判，可能带来两个隐患。第一，专业技术知识的偏面性。不同专家可能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使合议庭在对案件进行评议时的焦点可能集中在特别专业的领域，而无法全面考虑案件的事实。第二，专家对所处行业的保护性。专家可能会带入行业偏见，导致裁决结果偏向某一方。
然而，并不是所有案件都不适合引入专家陪审员。例如，在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审判中，教育专家作为陪审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是因为教育专家的作用主要在于促使庭审顺利进行，而不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在专业性相对较强的案件中，可以采用当事人聘请专家进行鉴定，合议庭根据鉴定结论并综合其他证据进行事实认定。
陪审制度适用于比较重大的案件，为增加司法透明度，对合议庭的规模应进行相应调整。笔者认为，在相应的合议庭中，陪审员应占到2-5人，具体人数应根据合议庭的规模而定。
在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表决时，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都需要有2/3多数同意。在“二三制”法庭中，至少有5位成员中的4位需达成一致才能做出有罪裁决。在审理较轻案件的“二一制”法庭中，允许2位非职业法官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判刑或者宣告被告人无罪。建议在陪审案件中，合议庭采用5人或7人形式，并采用德国的2/3规则，以实现法官和陪审员之间的有效制约。
在陪审员和法官对案件进行评议时，应先由陪审员先发表看法，再由法官发表看法。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的法官，应先由资历浅的法官或非主审法官发表看法，再由资历深的法官或主审法官发表看法。这样做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陪审员或资历浅的法官在职业法官或资历深的法官面前的压力，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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