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见犯罪嫌疑人会录音吗

律师见犯罪嫌疑人会录音吗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2010年10月19日颁发的【沪公发[ 2010] 360号文】——《关于提讯、会见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上海会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未经批准，严禁办案人员、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这个规定中的“严禁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部分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还违法限制了律师的合法权利，是十分错误的，依法应当取消。

一、从法律、法规的规定上看，《上海会见规定》于法无据。

2012年3月1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规定“ 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

1990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羁押的人犯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可以与本人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会见、通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章、第三节<会见犯罪嫌疑人 >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等，但事前应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

上述的各种规定中，无论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全国人大常委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法律，还是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行政法规，都没有《上海会见规定》中第三条第一款 “ 未经批准，严禁办案人员、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这样的规定内容。

而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章、第三节<会见犯罪嫌疑人 >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恰巧有“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等，但事前应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这样的规定。

因此，《上海会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中的“严禁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部分于法无据。

同时，《上海会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严禁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部分还直接违法限制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章、第三节<会见犯罪嫌疑人 >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等”这样的律师执业权利。

二、从司法实践上看，《上海会见规定》是地方执法羁绊。

北京等全国大多数看守所，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都是可以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等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如同《上海会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中“严禁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内容。

我国是一个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全国应当统一法制，并且统一法治，决不允许像《上海会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中“严禁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这样的内容来作为地方执法羁绊，破坏统一法制和法治。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都是公权力部门，对于公权力来说，“法无明文规定不能为”;律师执业是一种私权利救济，对于私权利来说，“法无明令禁止即可为”。

现在，《上海会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中“严禁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这样的内容，不仅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能为” 的公权力行为原则，而且还侵害了律师执业的“法无明令禁止即可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