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学界在充分探讨的基础上,于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该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医疗事故处理的难题。
在民事案件中,通常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明责任通常由原告承担。然而,在刑事案件中,无罪推定原则决定了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说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而得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但在例外情况下,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在公诉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被指控犯有非法所得罪的被告人,对于明显超过自己合法收入的财产来源,应当承担其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明责任。
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学者几乎没有争议,但关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系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在刑法理论界是有争议的。
如果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所谓的危害结果就不是该案中的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危害结果。因此,肯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成立是将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作为某一具体犯罪的法定的犯罪构成和现实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前提,故因果关系是否系犯罪构成要件不容争议。
然而,对于医疗事故罪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一定的疑问。就医疗事故罪的证明而言,控方除证明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违反诊疗护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操作的行为和事实上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外,是否还需证明违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呢?或者,参照前述《若干规定》所规定的医疗事故处理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由被告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呢?
事关公民生命、自由的刑事责任的特点决定了,民事上的举证责任倒置不能照搬到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来。但作为医疗事故罪案件的被告方,不仅掌握有处方等能反映医疗过程的充分的证据资料,而且其具有相对于检察官的绝对优势的医学专业知识,再则,事实上整个的医疗过程被告方是最清楚不过的。
从诉讼经济、效率、效益、公平等原则考虑,应当让被告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或者在医疗事故案件的处理中,可以适用一定的司法推定。控方证明损害结果不是难事,借助于专家的力量证明被告方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也是可能的。因此,在控方完成这两方面的举证责任后,就可以推定违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方主观上存在过错。这时,被告方就有义务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自己没有过错以推翻已经形成的来自控方的推定。被告方的举证只要达到优势证明程度,甚至只要有一定可信度即可影响法官的内心确信,从而动摇控方的有罪指控。然而,控方对于被告方的上述举证的反驳还是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
医疗机构内死亡尸体存放时间的规定。患者死亡后,尸体应立即移至太平间存放,存放时间不得超过两周。未经医疗机构允许,严禁将尸体放置在太平间以外的地方。尸体处理需遵循一定程序,涉及尸检、家属处理等方面。医疗机构有责任暂时存放尸体,但太平间不是长期存放地。
乡镇卫生院处理医疗纠纷的程序及赔偿标准。首先建议进行调解,包括医患沟通和第三方调解。如调解不成功,则进行司法鉴定,根据结果走法律程序。法律诉讼流程包括向医疗机构投诉、申请处理、医疗事故鉴定等步骤。赔偿标准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陪护费。
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医患双方协商调解、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和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协商调解具有成本低廉、效率较高的优势,但前提是双方遵守法律规定。如协商不成,可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处理请求,调查后给出处理意见,再次协商调解或建议患者或家属进行鉴定。
医疗事故赔偿的具体项目和计算方法,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的赔偿计算方式和标准。文章详细解释了各项费用的计算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如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需承担举证责任等。此外,文章还涉及了精神损害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