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黄某与被告梁某于2002年在广东认识，2002年下半年同居，因为被告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2002年11月10日，原告黄某以自己的名字、被告梁某以本村村民盘某的名字登记结婚。领取结婚证时由于被告已经怀孕没有到场，现该村村民盘某出嫁。原、被告共同生活初期，双方感情尚好，后因家庭关系处理不好，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诉请离婚。
对于本案如何处理，有三种观点。
该观点认为，法院应认定结婚证有效。原、被告双方结婚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只是女方结婚的名字不对，由于在特定的环境下冒用他人的名字只是出于形式，属于登记的内容有瑕疵。双方结婚多年，均未提出对婚姻的效力问题，本着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保护女方的权益，按照婚姻自由的原则，应该认定该结婚证有效，原被告双方婚姻是有效的。
该观点认为，应认定结婚证无效。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并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处理结婚登记，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办理婚姻登记程序中体现。此案中，原、被告违反了《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规定，或者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以欺骗的手段取得的结婚证，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该结婚登记是无效的，法院应认定其结婚证无效，婚姻为无效婚姻。
该观点认为，法院不应认定结婚证的效力问题。对其离婚的诉讼以其不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驳回其离婚诉求，并建议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因弄虚作假骗取的结婚登记证。
结婚证的效力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只是对结婚证登记上的人员有约束力，而不应及于本案的原、被告。我国对婚姻关系确立形式只有一种，就是采取的是登记主义模式。在形成的法律关系方面可归结为行政法律关系，具体来说可归类为行政许可的行为，申请人颁发结婚证的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权利的许可。记载于结婚证上的申请人才是行政机关许可缔结婚姻并承认婚姻关系的当事人。行政机关颁发结婚证，实际确立的是被冒名人与非冒名人的夫妻关系的有效法律文件，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是形式合法的婚姻关系;在未经法定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前，不能直接否认其效力，基于行政行为的相对性，该结婚证的效力不应及于本案中的原、被告。这种婚姻不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至始至终不存在法律所承认的婚姻关系。
我国认定婚姻无效的理由是基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这是法律上规定的四种法定无效的情形。从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只有上述四种的法定情形，没有规定其他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冒用他人名的结婚登记，不属于无效的情形之一，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应认定是属于无效的。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与我国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存在矛盾。《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按照《意见》规定，从而使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本案从表面上看是可判决认定其婚姻关系无效。但是从法律的价值位阶来看，《婚姻法》是法律，是上位法，而《婚姻登记条例》只是行政法规，其效力明显弱《婚姻法》;从另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宣布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力是赋予婚姻登记机关，是一种行政权，不属于司法权，法院不适基于《婚姻登记条例》宣布其婚姻为无效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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