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有直接被害人
直接被害人是指“作为犯罪行为现实威胁或直接侵害的对象的自然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对象”。直接被害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被害人自己,另一类是前者的监护人或者继承人。
被害人作为刑事和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若欠缺直接的受害者,则无法与加害人就经济赔偿达成一致,作为刑事和解制度践行前提和基础的刑事和解协议,若刑事和解协议不存,刑事和解焉附?刑事和解作为修复受损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一项制度,在没有直接被害人的情况下,所谓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就无法确定,亦何来修复之说?
(二)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侵犯的法益必须为个人法益
这个是法学理论界地普遍观点。额而言之,法益就是法律保护利益,而犯罪其本质上就是侵害这种被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所谓的个人法益乃是与个体直接相关的各类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任何法益侵害都应当‘还原’为个人法益而加以保护,与之厉害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被害人”,因此,作为受到侵害的个体,最有资格在受到侵害的个人法益的指引下“指出我们应该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
(三)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轻罪案件,即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系数较小。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内在因素,人身危险性能够考量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人身危险性:
从量上来讲,人身危险性是将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强弱程度.
从质上来讲,人身危险性是再次实施犯罪的性质及给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
因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有无和强弱对于案件能够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身危险性较小的轻罪案件方可适用刑事和解的缘由之一。
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对于未成年人和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考虑适用刑事和解。然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因其涉及公共法益。此外,对于熟人之间的某些案件,可以根据情况考虑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未成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必要性。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需特殊保护,适用刑事和解可减轻司法压力并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是因为其涉及公共法益和国家利益。而熟人之间的案件适用刑事
刑事和解在诈骗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和执行标准。适用范围包括涉及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和过失犯罪案件。执行标准考虑犯罪性质、公私案件区分以及排除恶意行为。程序要求在公安、检察或法院主持下进行和解。法律后果为达成和解协议可从宽处理,但法院仍可依法对被告人从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犯罪嫌疑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