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某是某国银行储蓄所的综合复核员,他向朋友霍女士提供了一项高息存款业务,声称利息将远高于普通存款。霍女士被这个机会吸引,几天后将30万元现金交给邓某。邓某为霍女士出具了一张收条,上面盖有储蓄所业务专用章和他的个人印章,并告诉霍女士到期时可以凭收条取回本金和利息。然而,邓某并未将存折交给霍女士,而是将她的30万元存入了自己的账户,并将其用于个人股票交易,最终导致全部损失。
针对此案,合议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邓某以办理内部高息存款为名,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法,骗取了霍女士的30万元。根据这种观点,邓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被定性为诈骗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邓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了30万元储蓄存款进行个人营利活动,并且没有退还这笔款项。根据这种观点,邓某的行为应当被定性为挪用公款罪。
笔者支持第二种意见。
根据我国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诈骗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的直接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的犯意必须非常明显。然而,在本案中,根据霍女士的证言和邓某的供述,邓某将霍女士的30万元从银行取出后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实际上是暂借的,他打算在赚钱后再归还这笔款项,而不是想非法占有这30万元。此外,邓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收取了霍女士的存款,并出具了盖有单位公章和私人章的收条,办理了存折,手续基本齐备,不存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情况,因此不符合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即“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综上所述,邓某的行为更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他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了30万元储蓄存款进行个人营利活动,并且没有退还这笔款项。因此,应当将其定性为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后是否仍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需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核批准,方可继续追究。对于挪用公款的数额认定,根据不同情况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情节严重三种,并给出了具体的认定标准和相应的刑事处罚。
我国法律关于挪用公款罪主体的规定,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详细阐述了哪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此外,文章还指出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项的情况下,使用人也可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
使用骗取的公款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问题。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使用骗取的公款构成诈骗罪,而非挪用公款罪。文章还介绍了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的特点,包括非法性、行为目的为使用公款以及擅自借用的特性。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公务时是否可构成滥用职权罪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村基层组织人员被视为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若在从事公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等将构成犯罪。但在法学界,村委会成员是否可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