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持一分说、二分说还是三分说，刑事政策在广义上被更多学者所接受。现代刑事政策学的发展是广义刑事政策概念推动的结果。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在与犯罪斗争中，刑事政策作用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尤其是现代刑事科学的发达，刑事政策已经超越了单纯刑事法的范畴，预防犯罪必须将传统的刑罚惩罚政策与现代社会政策结合起来。
我国没有定期专门发布刑事政策的惯例，对于刑事政策的认识需要从散在的、具体的刑事立法、司法、犯罪预防中去总结提炼出来，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亦然。
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法网日趋严密，刑罚也日趋严厉。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发布了22个补充决定和补充规定，其中包括9个关于经济犯罪的。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典整合了1979年刑法典的条文和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其后，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在1999年到2006年发布的六个刑法修正案中大部分都与经济犯罪的修改与完善有关。
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现厉而不严的特点，效果不明显。
过于依赖刑事实体法尤其是刑罚的作用，而忽视其他法律和刑事社会政策对经济犯罪的作用。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重心在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应该以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社会经济政策为基础。改变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经济政策，真正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社会经济政策才能根本遏制经济犯罪的快速增长。
经济犯罪的预防需要在社会形成市场经济诚实信用的道德信仰，加强刑法的道德基础。经济犯罪的根源是对市场信用的破坏，因此，经济犯罪的预防需要依靠经济伦理道德力量的约束。
在不法经济行为的犯罪化的同时应当注重经济犯罪行为的非犯罪化和刑罚的适度轻缓化，同时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反经济犯罪法》。对于一些边缘经济行为，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定罪标准，尽可能采取非犯罪化的方法。同时，应当根据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减少死刑、自由刑的配置，扩大财产刑、资格刑的配置。
在经济犯罪行为的惩罚选择上，对不同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注重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协调。应当根据经济犯罪的具体情况，采取合适的刑事和行政措施，以达到惩罚效果。
对严重经济犯罪要加大打击，对轻微的经济犯罪可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在刑罚的裁量和适用上，应当注重财产刑、资格刑和缓刑的适用。在刑罚执行上，可以采取社区矫正、刑事和解制度等灵活的方式。
【作者简介】庄华忠，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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