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事法律的重要功能，对于恶劣性质和严重危害社会的公诉案件，不宜采用和解方式处理。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人极少会自愿认罪，因此以和解来减轻刑罚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尽管恢复性司法模式已在实践中得到一定展开，但惩罚性司法模式仍然是惩罚犯罪分子的主要方式。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施以刑罚，不能用和解替代司法程序，以防止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
对于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中的妨害公务罪等，以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侵害的是公众和国家的利益，并且公权力具有不可让渡性，这类犯罪也不适用和解程序结案。虽然渎职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刑期也可能不超过七年有期徒刑，但由于其侵害客体的特殊性，因此不能通过和解方式解决。
对于在五年内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其主观恶性较大且改过态度不坚决，不适用刑事和解。适用刑事和解既违背了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初衷，也有放纵犯罪之嫌。因此，笔者认为第277条对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是合理的。
根据第278条的规定，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均可进行和解。无论是当事人自行和解还是在有关机关主持下和解，都不能自行制作和解协议，而是需要公安、检察或法院对和解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公权力的介入有利于保证和解的真实性和自愿性，防止被害人“被和解”的情况发生。
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和解作为可以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可以使和解具有一定的法律后果，可以促使被告人主动悔罪、积极赔偿，又不致影响打击犯罪，避免依和解协议免除处罚而放纵犯罪。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的案件可以从宽处理，但并非必须从宽处理，也不能免除处罚。
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的通过是我国司法进步的重要标志，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向精细化发展的重要进展。
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对于未成年人和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考虑适用刑事和解。然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因其涉及公共法益。此外，对于熟人之间的某些案件，可以根据情况考虑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协议的双重效力，包括民事和刑事方面。协议作为刑事契约，在公法领域具有约束力，若只具有刑事效力则价值存疑，并可能降低诉讼效率。加害人需承担双重责任，刑事和解协议视为民事合同，双方需按约定履行义务。公权力机关对协议的审查是对其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形式
刑事和解程序的结案方式。刑事和解并非诉讼程序的终结，其结案方式包括建议撤案、作出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并提出量刑建议等。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则不适用。审查和解协议书时，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犯罪嫌疑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