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李银河教授从2001年就开始提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但她本人并非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国政协委员,到2015年3月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上正式提交过《同性婚姻提案》,都只是停留在媒体倡导的层面。按照规定,一个人大代表提交提案后,需要30个代表签名才能成为议案,否则,也不会被人大讨论。现阶段,连一个愿意提交的人大代表都找不到,更别提找30个人大代表签名了。同性恋亲友会的一位家长是省级人大代表,他说今年当地召开的人大会上,他发言说想要提关注同性恋人群的生活状态的提案,然后,领导就找他谈话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民意是基础,中国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还很低。2014年的民调显示,中国普通民众支持同性婚姻的只占21%,这虽然比5年前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政府要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也需要看民意的基础,像同性婚姻这种有争议的法律,如果民众中不是超过一大半的人支持,很难想象政府会有动力去做。就算想要超过一半的人支持,也差得很远。美国的情况可能值得借鉴,在2008年时,民调显示,美国反对同性婚姻的比支持同性婚姻的多3-4个百分点,而到了2012年,支持同性婚姻的上升了几个百分点,已经占了多数。到了2015年,调查显示,支持同性婚姻的开始占到58%左右。政治家往往是顺应明意,在今年6月,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了。
二:选票不够成立法的推动力。在西方,很多政治家想要获得同性恋者的选票,因为同性恋人群和他们的亲友是大票仓,不支持同性恋,可能会失掉相当多的票数,也许会输掉整个选举,奥巴马的捐助人有17%是同性恋者,可以想象,同性恋社群有多么重要。所以,西方政治家热衷于积极表态,并参与支持同性恋平等权益,我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而是想强调选票在推动权利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中国,不需要考虑选票的问题,这一点不解释,你懂的。
三:除了民众和政治家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同性恋社群本身也没有准备好。现在,中国的同性恋者向父母出柜的不足2%,只有21%的人受访时说,他们认识的朋友和亲人中有同性恋者,而在美国,87%的人说他们认识的朋友和亲人中有同性恋者。熟悉的人是同性恋,有利于民众了解和支持同性恋的权利。也就是说,当前,大多数同性恋者还躲藏在柜子里,同性恋可见度非常低,要争取平等权利,需要改变更多人的态度。同性恋社群需要先行动起来,更多人站出来,帮助公众了解,才可能获得支持。
四:现阶段,就算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会有几个同性恋敢于去结婚呢?连朋友、家人都还没有出柜,难道要“戴着头套去结婚吗?”再说,中国社会处在剧烈转型期,社会问题和矛盾多,同性恋问题,并没有呈现出让高层认为是多么紧迫的问题,所以,两会上,“太超前”这样的回应也就不奇怪了。
一方面领导有更多棘手的事情待解决,另一方面,同性恋社群本身也不够积极,在我看来,100多万失独家庭发出的声音都要比5000万同性恋者要大的多。这样的状况,也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一句话,要推动同性婚姻,现阶段,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具备。
网婚的两种形式:虚拟婚姻虚拟婚礼和现实婚姻虚拟婚礼。虚拟婚姻是在网络上缔结的婚姻关系,虚拟婚礼则是在网络上举行的婚礼。对于现实婚姻关系破裂的情况,网络婚姻虽然法律上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仍应视为夫妻一方过错的一种情况。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正确适用法律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被告的确定问题,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被告应为谈婚的女方,第二种认为被告可以是女方及其父母。同意第二种观点的理由在于实践中彩礼通常由女方父母接受并管理,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判决后的执行,同时符合我国婚姻法和民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以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违法性,并列举了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形式,如换亲、转亲和抱养童养媳等。对于违法行为,应予以严肃处理,包括批评、行政处分、没收非法所得或返还财物等。同时,强调对暴力干涉
离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位置及其重要性。离婚自由旨在解除已破裂的婚姻,但需注意平衡,反对轻率离婚。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容。我国婚姻自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婚姻法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以保障婚姻自由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