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凌晨5时15分，丹江口市一王姓女子打电话报警。民警很快赶到王某家中，可王某面对警察时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实情。随后，警方调查发现，56岁的王某被打的起因竟然是，她和33岁的儿媳刘某争夺“侍寝权”发生了矛盾。
7年前，刘某嫁给了王某的儿子小黄，之后相继生下一儿一女。一家人原本过得非常融洽，但从婚后第4年开始，刘某与小黄没有了正常的夫妻生活，加上小黄平日少言寡语，又经常在外面打工，不想“守活寡”的刘某便多次提出离婚。
担心邻居说闲话，婆婆王某和公公黄某屡次拒绝了刘某离婚的要求。与此同时，两人也逐渐搞清楚了儿媳妇想要离婚的真实原因。去年8月，刘某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和婆婆王某轮流与公公同房，考虑到儿子很少回家，又不愿意小两口离婚，王某和黄某答应了儿媳妇这个有悖伦理的要求。
就这样，婆媳共侍一夫的闹剧在黄家上演。从去年8月至今，3人一直相安无事。今年5月7日晚，按协议，应该由婆婆王某与老公黄某同床，然而半夜刘某钻进了公公的卧室，将婆婆赶了出来。对此，王某很生气，连夜打电话让娘家人过来帮忙。随后，刘某与黄某被王某的娘家人捉奸在床。见丑事败露，黄某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妻子刘某。见丈夫不帮她，感觉吃了亏，刘某报了警。
目前，警方已对黄某家的闹剧进行了调解。(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婚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观念很严重。所谓“大款”养“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处理重婚案件时，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近几年来，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
姘居，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 “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
在实践中，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为，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只有情节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才构成犯罪。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下面两种重婚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2)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但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当证人证言或鉴定意见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公诉人、当事人等对其有异议时，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或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应当出庭。警察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也需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拒不出庭
附加刑对减刑的影响，以及监狱在执行减刑、假释过程中的流程和细节。监狱在考虑对罪犯进行减刑或假释时，必须遵守一系列程序，包括分监区警察会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刑罚执行部门审查、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等。最终，监狱长办公会审议决定减刑假释的建议，并由法院
重婚罪的定义、行为以及相关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会被处以有期徒刑或拘役。重婚形式包括法律婚姻内的事实婚姻、未登记结婚但同居等。有配偶指的是婚姻关系未解除或自然消失前仍处于有效状态。姘居不构成法律上的重婚，
轻伤刑事案件的调解权与立案程序。警察在立案前有权进行调解以促使双方和解，如调解不成功则会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在检察院阶段，民事赔偿可调解，但刑事部分原则上不能自行调解。被告人可通过赔偿和取得被害人谅解争取免于起诉。派出所立案阶段的调解不会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