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中,结婚证的撤销涉及财产继承问题,因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观点一,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行为与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婚姻关系只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即可成立。
在本案中,婚姻当事人完全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双方具有共同结合的意愿和共同生活的事实,他们一起拍摄了结婚照片,共同购房并按揭,作为夫妻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因此婚姻关系确实存在。
尽管婚姻登记机关在结婚登记工作中存在瑕疵,这种瑕疵可以理解为行政程序上的违法。然而,这种登记行为中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婚姻登记无效,更不足以认定婚姻无效。
观点二认为,结婚证是认定胡某与张某是否存在婚姻关系的唯一依据,而不取决于其他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结婚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而男女双方亲自申领结婚证是颁发结婚证的法定程序。胡某和张某未按法定程序申领结婚证,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规,应予以撤销。
根据笔者的观点,一方面,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婆婆应该知道儿媳在2002年与其儿子结婚并办理了登记。在儿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婆婆并未追究儿子婚姻无效的问题。然而,在儿子去世后,婆婆却突然要求主张儿子的婚姻无效,这显然是假借撤销儿子婚姻无效之名而行剥夺儿媳权益的行为。在撤销结婚证的行政诉讼中,民政部门在明知两人未到场的情况下颁发结婚证,存在违法之处,民政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民政部门只是简单地撤销了结婚证,这对儿媳来说是不公正的。此外,考虑到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已经去世,撤销结婚证在行政诉讼阶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严格按照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结婚证当然应予以撤销。儿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因此不能以妻子的身份参与财产继承。同时,张某和胡某对婚姻登记程序的违法行为也应承担责任。
本案反映了我国司法界长期存在的一个争论:程序的重要性与实体的重要性。观点一紧扣法律关于儿媳实体权利方面的规定,而观点二则强调程序违法之处。如果法院支持观点一,即胡某与张某的婚姻有效,那么张某将享有继承权。
如果法院支持观点二,即张某失去法定妻子的身份,也将失去继承权。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揭示了我国司法界对程序和实体的重要性的不同看法。在法治社会中,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当程序与实体无法兼顾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目前,我国司法界普遍重视实体权利,认为只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得到保护,程序上的瑕疵并不重要。短期来看,这有利于解决个案,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容易导致司法程序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没有好处。
在两害相权之时,我们只能选择危害较小的一方。重视程序虽然可能会损害个别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并可能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道德标准。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提高整个国民的法律素质,树立一种观念:只有依法行动,才能保护自己的实体权益。那些为了追求实体权益而肆意践踏法定程序的行为最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每个人都遵守法定程序,我们的司法环境才能趋于稳定有序。
离婚诉讼中的挽回可能性,指出这需要根据具体案情来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法院会进行调解,若调解无效且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同时列举了几种应准予离婚的情形,包括重婚、家暴、恶习不改等。
《民法典》生效后的离婚法律规定,对比了之前的《婚姻法》第32条。新的法律规定允许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后可提出离婚诉讼,若调解无效则应准予离婚。此外,其他可能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也都被列举出来。同时,若一方被宣告失踪或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再次分
抑郁症患者是否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离婚的问题。根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特殊时期的婚姻和弱势人群受到特殊保护,包括孕期、产期的女性和军人婚姻等。同时,夫妻感情未破裂也是不允许离婚的一种情况。然而,在夫妻双方感情不和且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离婚。在
无效婚姻生的孩子是否有继承权的问题,指出其有继承权,并详细阐述了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以及遗产继承比例的规定。对于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均等分配遗产,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均等分配。同时,对于有扶养能力和条件却不尽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