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合同诈骗罪

分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界定问题

根据新制定的《合同法》，合同的适用范围扩大了很多。如果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将导致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并可能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混乱现象。因此，有必要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不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合同诈骗罪的签订问题

合同诈骗发生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然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签订”概念与《合同法》中的书面形式规定存在错位。因此，有必要将刑法中的“签订”改为“订立”，或对“签订”进行广义解释。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然而，随着新《合同法》的制定，合同的相关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果不对合同进行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并可能引发法律适用的混乱。因此，本文将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比较入手，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合同的界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指的是“经济合同”。这里的经济合同并不仅仅指《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和涉外经济合同。经济合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前苏联，我国的立法受到其影响。在1956年4月13日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首次采用了经济合同这个概念[1]。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有学者认为，“经济合同的概念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为重要的存在价值；而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标准也是很难准确界定的。因此，我国合同法不应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2]不过，这个观点已经被新制定的《合同法》所吸收。

《合同法》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主要有三个不同之处：

1. 主体不同。《经济合同法》规定，该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而《技术合同法》规定，其适用主体是法人和公民。《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的适用主体是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外国一方包括个人）。而《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这个规定，合同主体既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也包括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
2. 形式不同。《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订立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应采用书面形式。而《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时，《合同法》还对书面形式作了扩张规定，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3. 内容不同。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该法调整平等主体间除人身关系以外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就是说，《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同时，这种财产关系必须处在交易状态中，因为“合同法是调整动态财产关系的法律”。然而，这种动态财产关系的合同，并不等同于“经济合同”。因为“经济合同”应当是有偿、双务的合同[3]，而《合同法》包括了一些无偿、单务的合同，比如无偿的赠与、保管、委托合同等。这种不同也反映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上。《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均规定了互利或有偿原则，而《合同法》没有作此规定，因为“有偿原则不是所有合同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例如，赠与合同就是无偿的，当事人自愿免除对方义务的，合同也可能是无偿的。”[4]严格来说，这类合同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