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施行以来，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确保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该法在立法设计、观念障碍、制度梗阻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引发了法学界的批评和建言改革。
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收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并未对精神损害赔偿提供金钱或其他物质赔偿的救济方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的解释以及关于审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未对精神损害救济作出完善的规定。因此，一些案例中出现了公民受到精神损害却只获得微薄赔偿的情况，这使得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日益凸显。
举例来说，七年前，陕西一女子麻某被公安机关诬为卖淫并被关押，后来证明其无罪。尽管麻某在刑讯逼供中遭受了巨大精神痛苦，但在一审、二审中，她最终只获得了七十多元的“国家赔偿”。类似的案例还有佘祥林“杀妻冤案”，佘祥林在狱中度过十一个春秋后申请国家赔偿，却只获得四十五万多元的赔偿。虽然这些判决并未违反现行法律，但法律的正确执行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这些案例凸显了我国国家精神损害救济制度立法的不完善，也使得《国家赔偿法》备受诟病。
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中的一项重要权利补救制度，旨在通过金钱、物质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抚慰，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不仅是对申请人的最大保护，也是完善国家赔偿机制的必要举措。
首先，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符合宪法原则的基本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受到保护，禁止非法拘禁、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旨在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体现宪法保障民权的宗旨。
其次，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保护公民权益、规范国家机关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精神损害赔偿的设立，可以弥补现行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救济方面的不足，确保受害人在遭受精神损害后能够获得合理的赔偿。这不仅能够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避免滥用职权和侵害公民权益的情况发生。
综上所述，《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中增设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突破对于保障公民权益，完善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申请人的最大保护，也是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步骤。
行政赔偿申请费用的支付问题。被害人向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时无需支付费用，但如选择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则需支付诉讼费用。对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可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行政赔偿方式包括支付赔偿金、返还财产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赔偿标准根据《国家赔偿
精神损失费的赔偿标准，包括死亡、残疾及侵害人身权益但未造成死亡或残疾的三种情况。赔偿金额分为不同等级，确定金额时需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获利情况、经济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目前实际操作中尚无明确标准，由法官依据
非刑事司法精神损害赔偿的诞生及其重要意义。引入精神损害赔偿至非刑事司法赔偿领域有助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拓展其范围和功效，并倒逼司法机关善待公民人身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非刑事司法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离婚损害赔偿的要求条件和方式。在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需要区分不同情况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种方式。对于财产损害赔偿，应遵循全部赔偿原则，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还要赔偿确定的间接损失；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确定赔偿数额较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