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点,原告可以提供软件的目标程序和源程序、软件文档、发表的证据、受让或继承的证明以及软件登记证书等证据。其中,软件登记证书是最有力的证据。尽管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在我国是自动产生的,即随着软件的创作完成而自动产生,但在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登记可以初步证明登记人对软件享有著作权。被告试图证明软件的著作权不属于原告几乎是不可能的。
执法机关当场查封的侵权软件是最直接有效的证据。然而,非法复制软件的行为往往具有很高的隐蔽性,许多侵权软件是根据买方的要求临时复制的,很难实现当场抓获。事实上,原告还可以向法院提供侵权软件与被侵权软件的对比情况、被告销售侵权软件的发票、提单、宣传资料等间接证据。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在运用间接证据时,除了要求间接证据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之外,还要求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相互印证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并且所有的间接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锁链,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被告可以提供其软件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对原告的事实主张进行反驳。对侵犯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发生的认定涉及专门性问题,比如需要对当事人双方的软件进行同一认定或实质性相似认定,这种工作非专业人员不能胜任,需要他们运用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进行鉴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委托法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此外,对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存在的质证过程,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有些案件需要在庭审中对双方软件进行演示对比。
可以通过表明原告软件销售量下降的相关财务账簿以及被告销售侵权软件的财务账簿所载明的销售数量、价款、生产成本等来推定被告侵犯软件著作权所导致的损失。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也不例外。因此,原告还必须证明被告存在主观过错。过错是指行为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中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原告在寻找被告的过错时并不仅仅考察被告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状态,而是采用“中等偏上”的客观标准来衡量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如果衡量的结论是否定的,则被告存在过错。在这里,“中等偏上”的标准要求行为人像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那样行为,同时考虑行为人主客观方面的具体特点来确定该标准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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