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在实践中，民事公益诉讼主要针对垄断经济、不正当竞争、环境侵权、违反消费者保护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公共性违法行为而设置的诉讼救济途径。
公益诉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与私益诉讼相对应。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方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因为市民及有关团体是公共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当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实际上公众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也受到了侵犯。按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保护公众享受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也应运而生。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多也只有“支持起诉权”。这表明我国采取的是原告一元制。唯一例外的是，人民检察院可以代表国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针对侵犯国家、集体利益的经济犯罪行为。然而，对于未触及刑法，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其他一切公共性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无法介入。
由以上分析可见，关心公益的一般民众因为法律所限的原告资格的一元化而被排除在诉讼的大门之外。这使得那些希望惩罚不法者的侠义之士，不得不先“买假”加入到受害人的行列，使自己成为直接利害关系人，然后才有“告假”的原告资格。直接受害的个体当事人可以挺身而出，讨个说法，但法律只保护其个人利益。
河南省郑州市市民葛锐的“三毛钱入厕官司”是一个典型的个人诉讼引发公益诉讼效果的案例。葛锐在郑州火车站候车期间，到候车厅内厕所入厕，厕所管理员要求其交纳0.3元的入厕费。双方为厕所是否应该收费发生争执，最终葛锐按管理人员要求支付了0.3元的入厕费。然后，葛锐将郑州火车站的上级郑州铁路分局告上了法庭。葛锐认为，旅客购票后即应享受从进站到出站所必须提供的各种治安、卫生、候车休息等基本客运服务，郑州火车站的行为已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葛锐要求：赔礼道歉；退回3毛钱的入厕费。一审法院判决认为，郑州铁路分局对葛锐在候车室入厕收0.3元费用，是河南省物价局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规定批准的，属合法收费行为，判葛锐败诉。葛锐依法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郑州铁路分局返还葛锐0.3元入厕费，并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这个案例的结果是全国各地车站陆续取消了车站公厕收费。
然而，个人自发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诉讼，尽管被告的行为可能侵害了公共利益，但因公共利益并非个人利益，按法律规定普通公民无权起诉。因此，许多意在为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赢得权益的公益诉讼，多以败诉告终。法院驳回的理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葛锐的“三毛钱入厕官司”只是个人诉讼成功从而引发公益诉讼的社会效果，并非直接的公益诉讼，全国各地车站陆续取消了车站公厕收费的结果也并非法院判决确定的内容。
笔者认为，应限定在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不能成为公益诉讼案件。
笔者认为，应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不应有所限制。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具体包括：
在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以上是笔者对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框架的建议，这些建议借鉴了西方国家公益诉讼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必须在三个月内提起诉讼。如果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起诉期限从公民知晓之日起计算，但不超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后的最长期限。对于涉及不动产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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