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采用书面秘密的审核方式,不进行开庭审理。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死刑复核的组织已经明确,但对于复核的内容、方式和期限并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死刑复核一律采取不开庭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导致复核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无法表达意愿,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
死刑复核程序全程由人民法院控制,主导着全部程序的过程。控辩双方被动等待裁决的结果,无法对复核活动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牵制。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申辩,并与司法权展开理性对话的要求往往无法实现。
当前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主动发动,作为一种人民法院内部自行发动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因此,死刑复核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司法权可能丧失中立性及司法权运作过程中的冷静与自律,易产生偏见,最终裁判结论也难以获得争议双方的普遍认同。
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并为同一程序。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死刑后,大多数被告人提出上诉。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部分死刑案件来说,高级人民法院在行使第二审审判权的同时,也行使死刑核准权。在实践中,经过二审后仍然判处死刑的案件,在判决裁定的结论部分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判决(或裁定)即为死刑判决(裁定)"。这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变得形式化,出现行政化倾向,甚至出现严重的萎缩甚至虚无。
最高人民法院重新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背景和原因。历史上,死刑复核权曾下放给地方,随着国家法制的发展和完善,最高法院重新收回这一权力。这一变革提升了刑事审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对国家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和问题。该程序采用秘密审核方式,不开庭审理,导致复核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此外,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单方控制,被告人无法与司法权展开理性对话。程序存在的问题包括司法主动性导致失去中立性,以及与二审程序合并导致的
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一部分,社区矫正具有惩罚功能。工作对象主要是特定罪犯,包括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等。工作定位是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核心在于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社区矫正工作者提供特别帮助和服务,根据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会留档案的问题。在中国,被判刑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会留下案底,即犯罪记录。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相关犯罪记录会予以封存。调解是处理此类案件的方式之一,以自愿合法为前提,达成调解后具有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