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房屋强拆怎么赔偿

被强拆房屋的赔偿标准

司法层面的赔偿标准

在违法强拆农村房屋类案件中，对于被强拆房屋的赔偿标准存在争议。原告农民主张按照被拆房屋所在地区的商品房平均价格来确定赔偿，而被告强拆方认为只需按照动拆迁补偿政策进行补偿。

目前，法院对于被强拆房屋的赔偿金额并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有些法院按照商品房价格确定赔偿金额，有些法院则按照动拆迁政策确定赔偿金额。这种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容易引发被强拆农民之间的相互比较，进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司法层面来看，法院以动拆迁政策来确定赔偿标准是比较适当的。我国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一直实行限制流转的政策，因此虽然事实上存在农村房屋的流转，但并没有形成规范的流转市场。相应地，也没有形成司法机关可以参考的有效市场价格。此外，农村房屋和城市商品房由于可流转性和所依附土地性质的差异，存在较大的价值差距。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赔偿原则，被告只有义务进行等额赔偿。也就是说，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被告只需对原告实际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没有超额赔偿的义务。因此，尽管原告被强拆房屋的价格难以确定，但同样面积的商品房价格明显超过原告被强拆房屋的价格是无可争议的。法院以同样面积的商品房计算赔偿金额，将违背等额赔偿原则。侵权行为法的目的是使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未发生侵权行为时的状态。假设被告没有过于急躁，而是在具备拆迁条件后依法拆除原告房屋，那么对原告的补偿也将按照拆迁补偿政策确定。因此，虽然严格来说，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拆迁政策所说的"拆迁"，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法院套用拆迁政策的标准计算原告的损失是合适的。

立法层面的解决方案

虽然从司法层面来看，这种处理结果是无可争议的，但其效果并不理想：无论被告是否取得拆迁许可证，无论被告是否与原告进行充分协商，最终结果都是按照拆迁补偿政策进行赔偿。拆迁补偿政策所确定的补偿标准是基于拆迁人依法进行拆迁的前提条件，因此赔偿金额明显低于根据一般侵权行为计算的赔偿金额。立法者将大部分热情都投入到城市房屋拆迁立法中，忽视了农民权益的维护，导致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无法依据。针对令人担忧的农村房屋拆迁立法状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

第一，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是法律规定的特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一加一"赔偿制度。事实上，与消费领域的消费欺诈相比，违法强拆农村房屋的行为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制裁，因为农民因房屋被强拆所遭受的损失远大于消费者因经营者缺斤短两所遭受的损失，而前者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也远大于后者。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基本法理，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坚持等额赔偿原则，无论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如何，都将按照房屋拆迁政策确定赔偿标准，这显然不利于遏制侵权人违法拆除农村房屋的势头。为了有效保护农民的产权，必须让侵权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如果因侵权行为导致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永久丧失或毁损，物品所有人可以以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笔者认为，违法强拆农村房屋的行为完全应受到该条规定的约束。与常见的遗失或损坏老照片底片或结婚录像光盘等相比，农村房屋的重要性显然更大。侵权人的行为不仅导致房屋本身被完全摧毁，还导致房屋内其他物品的损失无法确定，其中可能包括"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从主观上看，因过失丢失底片和光盘的被告显然没有像强拆农村房屋的被告那样的恶意;从实际后果来看，房屋被强行夷为平地显然会给原告带来更大的精神痛苦。虽然从法律条文上来看，被强拆农民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是有依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农民很少提出这一请求。笔者认为，立法者应首先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然后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向农民解释。

第三，引入刑事责任。少数开发商为了尽早完成拆迁以实现商业利润，在拆迁过程中不择手段，行政机关裁决无法达成补偿协议后再向法院起诉的拆迁流程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有效的约束。笔者认为，在行为人敢于违法强拆农村房屋的情况下，有必要引入刑法进行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5条的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违法强拆农村房屋类案件中，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和主观故意都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由于此类犯罪的起刑点只有数千元，因此这类案件中农村房屋的价格基本上都能超过起刑点。侵权人完全符合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犯罪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