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具有智能型的特征,行为人通常具备相当程度的计算机专业技术知识,甚至可能是专家。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计算机犯罪的主体是一种特殊主体。
在刑法通行理论上,特殊主体通常要求行为人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同时还要求行为人具备法定的特殊身份。这种特殊身份的要求主要有两个目的:
特殊身份的有无可以限制某些犯罪主体及犯罪成立的范围,以区分罪与非罪,确保对某些危害行为的刑事追究准确合理。
特殊身份的有无可以区分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的轻重罪责,以加重对某些具备特殊身份的犯罪人及其特定犯罪行为的打击,并使刑罚的适用与刑事责任程度相适应。同时,对某些因具备特殊身份而使其行为危害程度较小的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从宽处罚,做到宽严相济。
然而,将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归纳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殊主体,将无法实现上述刑罚目的。一方面,如果以专业知识的有无来确定计算机犯罪成立与否,将导致大量的计算机犯罪行为无法得到应有的惩治,导致有罪不罚。另一方面,以专业知识的有无或强弱来确定同一故意犯罪行为的罪责轻重,则不易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确定专业知识强弱的标准也是一个难题,容易导致量刑操作的复杂化,从而产生随意性。
刑法学界的通论认为,特殊身份可能是因自然赋予而形成(即自然身份),也可能是基于法律赋予而形成(即法定身份),如军人、司法工作人员等。然而,行为人熟悉、精通某一方面的知识既不能构成自然身份,也不能构成法定身份,因此此类行为人并不具备特殊身份,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应当是一般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军婚罪与重婚罪之间的界限,包括行为方式、主观认识内容、行为指向对象以及侵犯的客体的不同。在实践中,要根据主体和主观认识内容认真分析,不能一概都以军婚罪论处。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分析涉及多种情况,包括行为人与现役军人配偶的关系、行为人
关于犯罪主体是否属于犯罪故意认识内容的观点。该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和特殊身份应属于事实性认识的内容,但遭到了商榷。文章指出,对刑事责任年龄和特殊身份的认识不会影响到行为人对犯罪客观事实和其行为自然属性的认识,缺乏认识不能成为阻却行为人犯罪故意和免除其
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罪构成要件。该罪行侵犯的客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资助行为包括向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等物品。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境内外的机构、组织或个人。主观上表现为明知境内组织或个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认定问题,重点阐述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教唆犯的区别,并详细说明了处罚原则及犯罪主体的相关规定。犯罪行为的认定不仅依据是否造成危害结果,还需查明行为目的和秘密谋划活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能成为犯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