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对犯罪进行分类时，以同类客体为标准。不同国家的刑法在具体犯罪分类方面存在差异，包括分类标准和繁简程度。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和刑法理论通常以犯罪侵犯的法益为标准来对犯罪进行划分。这种分类方法将犯罪分为侵犯公法益的犯罪和侵犯私法益的犯罪，或者将犯罪分为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侵犯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我国刑法分则根据同类客体的原则，将具体犯罪分为10类，每一章规定一类犯罪。这些犯罪的排列顺序依次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通过确定同类客体，我们可以揭示出同一类犯罪在客体方面的共同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类犯罪的危害程度。举例来说，背叛国家罪、叛逃罪、间谍罪等具体犯罪共同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安全，因此归入危害国家安全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等具体犯罪共同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因此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假药罪、伪造货币罪、偷税罪等具体犯罪共同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绑架罪等具体犯罪共同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因此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他各类犯罪的分类也是根据这一原则。
同类客体的确定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类犯罪的性质、特征和社会危害程度，便于司法机关正确判断罪行并量刑。
刑法分则中各类犯罪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按照同类客体的重要性程度不同，从重到轻进行排列。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合理地排列各类犯罪是建立科学的刑法分则体系的重要方面。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和刑法理论在二战前一般将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放在首位，将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放在最后。然而，在二战后，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被放在首位，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放在最后。我国刑法分则根据各类犯罪的同类客体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列。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将危害国家安全罪列在各章之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同类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其社会危害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因此这类犯罪紧随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后，在刑法分则中列于第二章。刑法分则其他章节的排列，基本上也是遵循上述原则。
各类犯罪中具体罪名的排列一般按照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程度，同时适当考虑各罪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从重到轻依次排列。在刑法分则中安排各类犯罪中具体犯罪的排列时，首先考虑的是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程度。例如，放火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在各章中排在首位，是因为这些犯罪在各章中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最大。相反，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威胁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强迫职工劳动罪、侵占罪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犯罪被规定在各章的后面。然而，具体犯罪在各类犯罪中的顺序并不是绝对按照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进行排列，还考虑了具体犯罪之间的内在关系。例如，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非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规定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毒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船只、汽车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等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被规定在其后。
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刑期确定的规定。刑期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而定，有期徒刑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其适用对象因刑期不同而有所不同，且刑法分则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和最高、最低刑。在决定犯罪分子的刑罚时，需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中国刑法对罚金标准的规定。刑法总则确立了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一般原则，而刑法分则中则存在无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等五种情形。不同情形下，罚金的数额有不同的决定方式和幅度。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认定问题，重点阐述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教唆犯的区别，并详细说明了处罚原则及犯罪主体的相关规定。犯罪行为的认定不仅依据是否造成危害结果，还需查明行为目的和秘密谋划活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能成为犯罪主体
我国刑法中罚金数额的确定和减免规定。刑法总则根据犯罪情节确定罚金数额，而刑法分则包括五种不同罚金制度。罚金的执行有三种情况，包括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强制缴纳和酌情减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