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强制措施的运用上享有不同的权力。公安机关可以使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等权力；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自行决定逮捕和批准逮捕等权力；审判机关可以使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决定逮捕等权力。这种立法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权力结构与西方法治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体现了立法授权的平级性。
首先，在纵向上，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并没有按照上下层级结构的要求设立一个统一或独立的权力审查机关。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根据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由公安、检察、法院三个机关根据各自的办案需要进行适用。
其次，在横向上，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除了公安机关适用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和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的逮捕需要由公安机关执行外，三个机关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以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因此，三个机关的权力是并行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和大小之分。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五大措施组成。与大多数国家立法不同的是，我国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混同在一起，审前羁押需经过特定的司法程序方可适用。
从拘留措施来看，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将拘留设计为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到案措施，但最长羁押时限为37天的制度设计，导致拘留与长期关押的审前羁押没有实质的区别。
从逮捕措施来看，立法上将逮捕设计为审前羁押的法律程序。逮捕的性质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其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因此，拘留和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以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手段而将其在法庭审判前关押的审前羁押。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和期限应当与所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可能课处的刑罚相适应。等待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应当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同时不能通过收取过高保释金的方法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这就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原则。
首先，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体现“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基本精神。取保候审和逮捕在立法上分别在不同的条文中作出了规定，并且对取保候审用“可以”、对逮捕用“应当”的立法表述，由此确立了以逮捕为核心的强制措施适用准则。
其次，操作上没有符合罪行与羁押期限相适应的要求。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拘留期限延长和“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羁押期限延长有专门规定，但对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长羁押期限并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在操作上对羁押期限的延长没有进行严格的审批和控制。
最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没有限制，并没有明确规定按照何种标准进行收取。
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羁押期限。包括拘留、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和二审中的羁押期限以及上诉和抗诉期限。各个阶段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对于复杂案件可以经过批准延长。最长羁押期限不超过二十一个月零十六天，但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等特殊情况除外。
审查机制中的快速审查、特别调查及回访联系机制在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检察官需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查意见和决定，同时对于特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特别的品行调查。案件办结后，检察官还需进行回访联系，了解当事人表现，促进其回归社会。威海市检察院强调在办案中应
监视居住的条件及解除监视居住的情形。监视居住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且满足特定情形的人员。解除监视居住的情况包括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获得批准等。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
警察在对他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如果出现错误并侵害他人利益，受害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受害人在警察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时，若权益受到侵犯，可以申请赔偿。包括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措施超期、经过再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