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据提取方面存在一个问题，即重视有罪证据而忽视罪轻、无罪证据。例如，在某些案件中，被告人构成自首，但在公诉机关提交的公安机关破案报告中并没有体现这一事实。这导致证据提取不全面。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在犯罪嫌疑人交待犯罪事实后，认为案件已经突破，忽略了其他证据的获取。这导致在审判过程中，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查清案件的事实。例如，在物证提取方面，有些案件虽然提取了作案工具和犯罪现场被破坏等证据，但却没有提取指纹等关键物证，或者未进行痕迹对比鉴定。在书证方面，主要问题是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身份证据提取不全面、不及时，导致案卷材料中缺少被告人年龄证明材料等。
在讯问笔录方面存在一些常见问题。例如，笔录中的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整。有些案件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与其他证据内容产生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有些案件几次讯问笔录内容完全一致，有些案件一份笔录中对同一问题多次重复讯问。
在辨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应该进行辨认但未进行辨认的情况。例如，在某盗窃案中，被告人的左脚残疾，但公安机关未组织同案人对这一明显身体特征进行辨认。其次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法院审查认为证据不足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案件审理都造成了影响。最后是辨认程序存在问题。例如，在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的情况下，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且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在鉴定方面存在个别案件的问题，其中包括鉴定程序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例如，在某盗窃案中，公安机关未在犯罪地的物价部门做赃物的价格鉴定，导致辩护人对盗窃价值及价格鉴定程序提出异议。然而，由于时间过去，部分赃物已经灭失，重新进行鉴定既困难又成本高，给本案的审理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在审理阶段存在一些主要的证据问题。首先是证据采信标准不统一，存在随意性大的情况。特别是在证据存在瑕疵、证据间出现矛盾的情况下，法官往往偏重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对被告人利益的保护，偏重于裁判的正确性而忽略了证据能力和取证程序问题。其次，庭审对证据的认证流于形式。实践中发现，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并没有真正发挥对证据的质证、认证作用。有时，案件定案的证据超出了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范围，存在侦查、起诉中收集的证据未经庭审质证、认证而在审判时直接作为定案依据的现象。此外，裁判文书对证据方面的论述不足。一个问题是只简单罗列证据名称，并不叙述证据的主要内容和能够证明的内容。另一个问题是在采信理由上，只简单表述为“某某证据本院予以采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予以认定”、“某某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等格式化的语言，但并没有对法院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和根据进行论述。最后，对证据的分析、认证能力不足。刑事审判法官的人员结构和业务素质能力参差不齐，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证据的认证标准的把握存在困难，对证据的运用、分析能力不足，制约着庭审认证活动的开展，影响案件质量。
分析刑事案件存在上述证据方面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观上，办案人员的司法理念落后，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不强，忽视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过分重视口供。法官没有真正担当中立角色，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没有真正落实。客观上，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不强，法律知识不足，办案方法和手段落后。此外，刑事审判制度和运作机制方面存在缺陷，人、物、财保障方面存在不足，也是造成刑事证据方面问题的因素。
重新鉴定尸检报告的情况。在医疗事故或事件以及无法明确死亡原因等特定情境下，需要重新进行尸检以避免报告的不确定性和错误性。尸检必须经过家属同意并签字，结论通知书在查明死因并通知领取尸体的同时交付给家属。公安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解剖尸体以确定死因，处理尸
刑事非法证据的客观性问题，分析了刑事非法证据的分类和特征，探讨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及其对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规范司法实践的意义。文章指出，客观性并非刑事非法证据的一般性特征，而非法性和关联性才是其一般性特征。文章还讨论了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和必要
如何搜集认定职务侵占罪的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认定职务侵占罪需要从企业注册资料、劳动合同等方面考虑，收集相关物证，如财物账目等。还需收集赃款赃物的证据材料，对提取的文字材料进行鉴定，询问案件相关人，审讯犯罪嫌疑人等。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院的独立调查取证权力，包括法院有权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并规定证据的种类、举证责任、证据的收集和调取的规则，以及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要点。同时，强调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保密，并指出任何伪造证据的行为都将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