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为主，财产补偿为辅。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但其救济范围太小，而且没有规定财产性的救济措施，对此，可借鉴民法中对于权利主体精神损害的救济范围、救济予以救济。现实中，几乎所有的行政侵权行为都可能会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但并非所有的行政赔偿都应包含精神损害赔偿金。财产救济方式的适用前提，必须是在采用非财产性救济方式不足以弥补权利主体损失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如果非财产性的救济方法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则不宜采用财产补偿的方式。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不能滥用，否则，会对风气造成不良。而且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精神来看，精神损害赔偿金不是独立适用的责任形式，而是附加并用的方式。
(2)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适当原则。
鉴于我国属于家，在赔偿数额上绝对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盲目攀比，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当前在我国动辙数十万元甚至更高的诉讼请求应被视为过高。同时，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在采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由于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以非财产救济措施为主，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并非宣示争议双方胜败的必要或者唯一的手段，故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宜采用象征性的过低赔偿金额，如赔偿一元。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精神损害必须客观存在，才能提出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损害赔偿是客观的。但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准确的内在比例关系，受害人的精神损失难于用金钱作出准确的交换，同时，精神赔偿必须以受害人主观痛苦等各种具体情况为依据，故精神损害的认定存在主观性。如夫妻一方因侵权行为而死亡，对于夫妻关系较好的当事人一方，必有精神痛苦，假如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而在闹离婚，或曾谋害对方未果，就很可能不会因对方死亡而感到痛苦。为更准确地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应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确定是否赔偿或者赔偿适当的金额。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旨在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公正。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需承担司法责任，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于被告人无罪等情形将启动问责程序。同时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察官必须亲自办案，并实行
行政赔偿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区别。行政赔偿诉讼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得到国家赔偿，而行政诉讼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撤销。两者的区别还包括法律依据、审查对象、监督对象等方面的不同。行政赔偿诉讼可进行调解，强调赔偿请求人和义务机关提供证据；行政诉讼不适用调
法定代理人在行政诉讼中的角色及其相关问题。法定代理人通常适用于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等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原告和第三人，但不适用于被告行政机关。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基于法律规定的监护关系，与当事人意愿无关。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代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进行诉讼活
行政赔偿诉讼是一种包含对行政赔偿的审查内容的行政诉讼。根据诉讼提起方式和审查内容的差别，可以将行政赔偿诉讼分为一并提起和单独提起两种类型。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是指在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而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是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