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北京出现了众多医疗咨询公司。其公司员工绝大部分人假扮成医生,通过微信、营销QQ等新媒体软件和商务通软件,为相关民营医院“招揽患者”。这些“网络医托”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昆明等一二线城市,正不断向三线城市扩张。据悉,在一线城市,“网络医托”公司在一名患者身上平均能拿到1200元提成。医院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平均一名患者可以“开发”到6000元,乃至数十万元。
如果患者真有病,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卫生标准进行诊断治疗,那么“网络医托”最多不过是医疗过度市场化背景下生出的一个脓疮。尽管不受欢迎,但至少没有多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可问题是,现在的这些“网络医托”和关联医院已经结成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联盟”。“网络医托”基本没有专业医疗知识,唯一的兴趣就是把“附近的人”推荐给关联医疗机构;而相关的医院和医生则无视基本的道德操守,不管来就诊的人是否真的有病都会列出一长串的诊治措施。这个“联盟”恨不得将所有的人都“开发成患者”,进而从每个人身上赚足他们的医疗费。
毫无疑问,这种“网络医托”是十足的骗子,对他们应绳之以法。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但上述法律法规,未规定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故意将没有疾病的人诊断为有病并赚取诊疗费用”,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医托”就无法可治。我国刑法仍然具有打击该类行为的制度资源。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执业医师以赚取医疗费为目的,明知就诊的人没有疾病却故意提供诊治措施,或者进行“过度医疗”,那么相关行为可能会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网络医托”虽然没有参与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但如果明知相关医疗机构存在“虚假医疗”、“过度医疗”行为,那么其行为就与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形成了共犯结构,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犯罪。
目前已经出现了以诈骗罪追究“网络医托”和“黑心医院”从业人员刑事责任的案例。这些案件的查办对于遏制医疗市场的乱象,无疑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真正铲除“网络医托”和“黑心医院”生存的土壤,净化医疗环境,还需要建立起涵盖执业许可、行业自律、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的完整法律监管体系,建立能够公正、高效地查处患者投诉的执法机制。否则一阵风的执法过后,恐怕是又一次的“死灰复燃”。
软件著作权侵权与共同侵权的关系。软件著作权侵权包括明知和应知两种情况,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的复合性、意思关联或行为关联以及加害行为与结果的不可分割性。软件著作权侵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承担连带责任,但可根据具体情况承担相应责任。为了减轻侵权人
胎儿死亡的复杂原因,涉及孕妇、胎儿、医疗等多个因素。某妇幼保健医院强调对临产胎儿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并通过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确定责任。某胎儿的死亡被鉴定为四级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但法律上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并不包括未出生的胎儿。
北京某医院因医疗过错导致新生儿患三级伤残的纠纷。杨女士在该医院分娩时,因医院催产素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新生儿出生缺氧并患有多种疾病。经过鉴定和法院审判,医院需承担部分责任并赔偿患方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数十万元。
甘女士因医院手术事故导致成为植物人的事件。甘女士的丈夫提出赔偿要求,涉及护理费和继续治疗费等共计99万余元。目前案件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确定责任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