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某与艾某的父亲之间发生债务纠纷，艾某父亲去世，郑某认为应当父债子还，就屡次持借条向艾某索债，未果。一天，郑某与高某将艾某约出，随后将其手机没收，且在之后的三天内强制做起艾某的“贴身保镖”，与艾某形影不离，只准艾某在安排好的洗浴中心内活动，每天固定时间允许艾某给其亲友打电话商量筹钱事宜，为打发时间两人还带艾某到某景区旅游了一次。不久，艾某家人报警，郑某、高某被抓捕归案。
对郑某、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虽然郑某与艾某父亲之间存在债务纠纷，但郑某与艾某之间并不存在债务纠纷。郑某、高某对艾某限制人身自由后，勒索并不存在的债务，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
郑某、高某为索要债务，非法限制艾某人身自由达三天之久，客观上侵犯了艾某的人身自由权。
郑某、高某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郑某、高某没有勒索财物的主观目的。认定绑架罪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郑某、高某主观上是“索债”还是“索财”。根据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只要行为人是为了索取债务，即使是非法债务，也应当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区分“事出有因的索要”与“毫无原因的勒索”。就本案而言，虽然郑某与艾某之间没有实际的债务关系，但现实中“父债子还”的传统观念是存在的，郑某、高某的行为是为了向艾某讨要其父所欠债务，并非“勒索财物”。因此，如果以绑架罪定罪，有客观归罪的嫌疑。
郑某、高某并没有完全剥夺艾某的人身自由。虽然郑某、高某将艾某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定区域内，并采取“保镖式”的方式，对其自由活动的意志进行了强行干预，但根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只有“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在具体案件中，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手段、危害后果、动机等因素，只有行为达到相当严重程度，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因此，在本案中，郑某、高某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当然，郑某、高某的行为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的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见证人和保证人在法律上的定义和区别。见证人是借贷行为中的目击者，提供证词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而保证人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担保，分为一般保证人和连带保证人。借条上未明确身份时，法院一般会认定其为见证人。为了避免纠纷，建议在签名时明确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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