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客观上的混淆引起了利益上的冲突，打乱了市场经济应有的经济秩序，才使冲突升级为一种法律现象。不容置疑的是，这种混淆显然只有在不同的商业主体之间才会发生，但往往它们都是以持有合法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本文讨论的权利冲突的形式来体现的。而主观上的混淆则是法律在解决权利冲突时要衡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对商号权保护不足。没有将商号权作为与商标权并列的知识产权来保护，仅将商号作为人身权中的企业名称来保护;我国有关商号的立法层次较低，这种状况导致我国对商号保护不力的局面;没有明确赋予商号权在与商标权发生冲突时“在先权”的地位，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商号尚未明确取得阻止商标注册的在先权地位。
对商标与商号的法律规定协调不够。对这两者予以协调规定，相互制约是各国立法的共性，而我国目前对企业名称登记和商标注册分别受《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商标法》的调整。为滋生恶意侵权提供了土壤，导致了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更加激烈。
现行的一些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规范，包括司法解释，均尚欠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解决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建议
灵活运用现有法律规定保障合法在先权利人的利益。在处理两权冲突中，尤其是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保护的在先商号权的问题，当其被不正当地抢注为商标并恶意竞争时，可利用《不正当竞争法》总则方面的规定加以保护。对总则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弹性解释与运用是保护商号权人和商标权人合法利益的最后救济原则。
赋予商标和商号合理的法律地位。我们应该改变商标保护优先的传统观念，给商号应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地位。这也是解决商号权和商标权冲突的前提条件。针对《民法通则》对商号权的定位不准，“建议我国在《民法通则》中的知识产权一节中增加商号权保护的规定，并相应地从人身权一节中删去这一规定，以符合国际惯例和商业名称权的自身属性，完善我国的权利划分体系”。
完善商号与企业名称的定位以提高商号的立法层次。只有提高商号的立法层次，才有利于加强企业以及全社会对商号专用权的重视，有利于增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法的力度，有利于打击侵犯商号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国立法可以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商号一词，并制订一部《商业登记法》，这部法律中可对于商号的取得、转让、评估、继承、侵权责任及其管理做出详细的规定，使商号的内容更加体系化。此外，对于那些经长期使用已上升为商品标识的商号，可在《商标法》专门加以保护或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制。
构建统一的商号法律保护体系。在商号法律保护中，应当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自愿注册与强制注册相结合的商号使用原则，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赋予商号全国性的法律保护效力，彻底克服商号保护在地域上所呈现的差异性。
注重商号权保护的法律协调。应加强各法律对商号保护的协调，除在基本法的高度确定商号权的法律位阶，以引起人们对商号权的重视，培养和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外，同时可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改进，“设定兜底条款，及时规范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改进立法技术以指导司法实践。明确将商号权作为在先权利之一。一方面应该明确界定在先权利的范围，在先权利应当包括他人或他人已经以民法或其他知识产权法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对在先权利的构成应有严格的要求，非正当权利人不能主张在先权利;应将有混淆危险作为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条件;在两权冲突中对商号的保护可设定以物的标识使用、有一定知名度等要求;重视利益的平衡。商标权与商号权之间冲突的解决除了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外，还应注重公平和平等原则，不应顾此失彼。
企业名称与商标的区别。企业名称是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特点和组织形式组成，关乎企业在行业内的地位和消费者认可度；而注册商标则是获得专用权并受法律保护的品牌或品牌部分，用于识别商品、服务或相关个人和企业，构成方式更为多样。
商号权的法律定义和主体。商号权是商事名称权，指商人对其商号所拥有的权利，包括使用权和专用权。商号权的主体是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不允许多个商事主体共有一个商号权。商号权的客体是依法核准注册的商号，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规定。商号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
商标与商号的区别及法律规定。商标用于商品上，与特定商品相关；商号则是企业经营的标志，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两者的注册原则、程序、效力范围及时限不同。在发达国家，将商号的一部分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做法逐渐普及，可获双重保护，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商号的取得方式以及商号权的保护内容。商号的取得方式分为使用取得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三种。商号权包括使用权、禁止权、转让权和许可使用权等，具有人身权和精神财产权属性。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商号权，但对商号权的保护逐渐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