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商勾结、参股谋利而形成的权钱交易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通过私人生活积累财富的机会增多,少数国家公务人员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捞一把”的思想死灰复燃,以权力换取金钱和其它物质利益便成了当今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之一。据《中国经营报》报导,广东省梅州市大兴“8·7”特大透水事故中,煤炭公司董事长曾云高是当地“人大代表”。公司股东成员中有多人为政府机构要员,其中有一名党政要员年分红高达“200多万元”。正是因为有“当官的”入股,该矿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非法”组织生产。“8·7”特大矿难的发生并非偶然,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地方利益“联结”而造成的人祸。从当前查处的职务犯罪情况看,这种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型已成为职务犯罪的典型表现。
2.公权私租、中饱私囊而形成的贪污受贿型。该类型突出表现在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寻租,以国有财产向当事人索贿或受贿。这种职务犯罪轻重有异,涉及面大,往往治而复出,花样翻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其势头有增无减。公权私租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三是赃款“漂白”。这些人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不择手段,中饱私囊,有的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有的由暗贪或暗送暗要,发展到公开、半公开,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这种现象,在党政干部中虽是极少数,但其绝对数并不少。
3.公权私用、私欲膨胀而形成的腐化堕落型。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握有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理想信念动摇,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有的放松世界观改造,丧失立场,道德沦丧;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讲排场,比阔气,或从封建迷信和其他消极行为中寻求精神寄托;有的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为一体,思想空虚,骄奢淫逸,沉湎于花天酒地。从近年来披露的许多腐败案看,一些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就是从接受他人提供的色情服务开始的,比如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就是被“美色大餐”击倒后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我们不能低估“性贿赂”这一颗颗“原子弹”的威力,其“冲击波”和“光辐射”在新时期对一些党政干部仍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4.衙门作风、失职渎职而形成的严重渎职型。长期以来,由于有些部门权力过分集中,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渎职、失职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高高在上,不为群众办实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二是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导致工作中的偏差,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三是作风漂浮,玩忽职守,给国家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贪污受贿犯罪中的死刑缓刑是否可以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贪污受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判处死缓后可减为无期徒刑,但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涉及公共财物,主要特征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监察机关的监察范围,包括公职人员、国有企业人员等的贪污犯罪和职务犯罪。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与其他机关配合共同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同时遵循宪法和法律,保障权益,权责对等,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确保监察工作的合理性。
贪污受贿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可以判处死刑。但若有自首、立功等表现,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构成贪污罪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产,主观上利
卧轨自杀未遂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包括一系列行为,包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因此,如果一个人实施卧轨自杀未遂并破坏了社会秩序,就可能会被视为寻衅滋事罪并受到法律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