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搜证的首要任务是搜集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证据。这一步骤对于证明受贿犯罪的成立至关重要。
在搜集基础性证据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查清受贿主体是否具有谋取行贿人所要利益的职权，并确定受贿主体依法享有的职权及职权和地位所形成便利条件的范围。
其次，要明确行贿人所要谋取的利益是什么。如果不能查清行贿人所要谋取的利益，受贿人可以借此辩解行贿人没有利益要求，或自己没有也不能为行贿人谋求利益，所取得财物是因送礼、亲友赠予等纯粹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
最后，要确定受贿人是否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虽然利益的实现与否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但行贿人的利益已通过受贿人的职权得到实现的证据，是揭露受贿实质的最有力的武器。
证实受贿犯罪的基础条件之一是收集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贿赂的证据。
在收集这些证据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收集证据证明受贿人收受的是行贿的贿赂而不是其他人的财物，以亲友合法收入为借口的受贿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这一环节做文章，把贿赂化为亲友的合法收入，财物的取得表面上看来与行贿人毫无关系。
另一方面，要收集证据证明受贿人主观上、客观上已将财物占为已有，而不是暂时持有这些财物，以借贷和转交第三人为借口的受贿犯罪。受贿人并不否认从行贿人手中拿到钱物，但辩解不是要收归已有，而是以后要归还或只是受托帮人转交，自己并不想受贿。
为了揭示受贿人的受贿主观故意，需要收集受贿人制造假象的证据，撕破合法伪装。
受贿犯罪分子常常通过制造合法取得财物的假象进行反侦查活动，但无论行为有多么隐蔽，总会在客观上留下痕迹。主要的证据包括：
一是用做伪装的合法行为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受贿人制造假象，进行串供伪证的事实。这些证据的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分子进行反侦查活动的事实以及所谓合法取得财物的虚假性，通过否定财物的合法取得，反面论证受贿犯罪的客观真实。
在行贿搜证过程中，需要同步收集证据、摧毁君子协议，深挖窝案串案。
这样做的原因有：
首先，同步取证可以切断窝案串案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争取时间，避免串供，取得突破案件的主动权。
其次，如果出现口供不一致，可以针对情况迅速调整取证策略。
第三，虽然行贿双方信誓旦旦，但案发后，双方都猜疑对方能否遵守君子协议。这时只要适时抓住双方的矛盾心理，就能击溃同盟防线。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对行贿罪的处罚有以下情形：
对于一般行贿罪，可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如果行贿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行贿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可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法律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未作具体规定，需要从行贿数额、手段、次数、人数、后果、犯罪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
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情况，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对行贿人自首的特别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由于贿赂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取证难度较大，而行贿与受贿又是对应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实际上是对受贿人的揭发检举，属于立功表现。因此，为了瓦解犯罪分子，严厉打击受贿犯罪，落实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是对我国自首制度的重要补充。
综上所述，行贿搜证的方式及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对于行贿罪的处罚情形，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刑罚，而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则可减轻或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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