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医疗损害行为，如果没有经过事故鉴定，亡者家属或许能够获赔高额的死亡赔偿金，但如果经过鉴定并且确认为事故，死亡赔偿金却会因为法律的漏洞反而无法得到支持。尽管这样的做法已为“权威”及实践所确认，但是浙江省路桥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作出一起判决却打破了业界的惯常思维。
一次就诊逝去两条人命
在浙江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做服装生意的李某，2006年8月已有6个月的身孕。然而就在这个月，不幸却降临于她及她腹中的宝宝。
当月8日下午3点左右，她因腹痛至台州医院路桥院区就诊。经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院方给予挂盐水处理。
但仅仅几小时之后，李某便出现全身抽搐，嘴唇青紫等症状。经急诊室抢救处理稍稳定后急送妇产科。
8月l0日晚，李某娩出一死婴。
8月14日上午，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次看似平常的就诊，却付出了两条人命的代价，李的家人难以接受这一现实。
此后，台州市医学会、浙江省医学会分别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李某的死亡与医院的医疗过失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方需承担轻微责任。
但是家属们坚持认为，院方存有严重的误诊。在交涉无果后，他们向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53万余元。
死亡赔偿金争议巨大
2008年1月，法院受理此案后，经过了长长的10个月审理。法院最终认定，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对李某的死亡应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以上认定，医院的赔偿责任已无疑义。但就如何赔偿，尤其是死亡赔偿金该不该支付，医患双方又发生巨大分歧。
有关司法解释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20年。该赔偿金往往数额巨大，是否能够获赔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维护。
李某的家属认为，院方因医疗侵权行为导致患者死亡，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而医院认为，该病例属于医疗事故，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并未规定“死亡赔偿金”的项目，故其无需支付这笔费用。
院方的抗辩在相关医疗事故赔偿处理中相当典型和普遍，然而它也恰恰击中了当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的一个重大争议话题。
实践中，同样的医疗侵权行为，如果没有经过事故鉴定，亡者家属按普通民事侵权责任往往能够获赔高额的死亡赔偿金，但如果经过鉴定并且确认为事故，却无法获赔。因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优先适用权。
胎儿死亡的复杂原因，涉及孕妇、胎儿、医疗等多个因素。某妇幼保健医院强调对临产胎儿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并通过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确定责任。某胎儿的死亡被鉴定为四级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但法律上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并不包括未出生的胎儿。
医疗纠纷调解的公开性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医疗纠纷调解不得公开进行，保护医患双方隐私的保密义务。调解程序包括专家咨询和医疗损害鉴定等。若无法达成一致，当事人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赔偿金额根据法律规定确定。同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举证责任
北京某医院因医疗过错导致新生儿患三级伤残的纠纷。杨女士在该医院分娩时，因医院催产素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新生儿出生缺氧并患有多种疾病。经过鉴定和法院审判，医院需承担部分责任并赔偿患方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数十万元。
医疗纠纷处理协议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患者基本情况、医疗事故等级、医疗事故原因以及赔偿数额等。协议排除了对责任人的追究，但和解解决医疗纠纷存在局限性和风险。文章强调应鼓励当事人采用正式的和解协议，并通过公证或担保等形式增强其法律效力。
